人类成功统治地球的秘密

    ——文化如何驱动人类进化并使我们更聪明

    [美] 约瑟夫·亨里奇 著

    赵润雨 译

    中信出版集团目录

    前言

    第1章 一种令人费解的灵长类动物

    第2章 并非因为我们聪明

    第3章 迷失的欧洲探险家

    第4章 如何成为文化物种

    第5章 大脑有何用处？文化又如何偷走了我们的胆子

    第6章 为什么有些人的眼睛是蓝色的

    第7章 在信仰起源的阶段

    第8章 声望、权威与更年期

    第9章 姻亲、乱伦禁忌与仪式

    第10章 群体竞争塑造文化演进

    第11章 自我驯化

    第12章 人类的集体智慧

    第13章 交流工具及其规则

    第14章 适应文化的大脑及荣誉激素

    第15章 当我们跨过卢比孔河第16章 为什么是我们

    第17章 一种新型动物前言

    我们人类是有别于其他动物的。诚然，我们在很多方面与猴子以及猿类有着

    相似之处，但是与它们相比，我们还会下棋、读书、制造导弹、享用辛辣的美

    食、献血、烹饪食物、遵守禁忌、向神明祈祷，并且我们还取笑那些在穿衣、说

    话风格上显得怪异的人。虽然每一个社会都曾经出现过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需

    要遵守的规范、大规模的合作以及使用复杂语言进行交流的现象，但以上这些都

    是每个社会在不同的程度上用不同的方式实现的。那么，我们的物种究竟是怎样

    进化而来的呢？回答这个问题将如何有效地帮助我们去理解人类的心理与行为？

    我们又该如何解释文化的多样性与人的本性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以及撰写这本书，1993年，我辞去了位于华盛顿特区附

    近的马丁·玛丽埃塔公司的工程师职位，前往加利福尼亚州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人类学系攻读研究生。我在诺特丹大学攻读本科时就对两个领域产生了兴

    趣，其中一个是去了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行为与决策机制。当时我的想法是，也

    许新的见解会有助于改善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人类学在某些方面吸引我的原因

    就在于，这个学科的研究工作通常需要进行深入与长期的田野调查，而这正是我

    认为理解人类做出的判断与行为以及面临挑战时的反应所需要的至关重要的因

    素。以上是我的研究重点。此外，我也对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有着浓厚的兴趣，特别是我很关心在过去一万年左右的时间里，人类社会是如何从那些规模相对较

    小的社会发展成为现在这些结构复杂的民族国家的。当时我的计划是跟随两位著

    名的人类学家学习，其中一位是社会文化人类学家兼民族学学者艾伦·约翰逊，另一位则是考古学家蒂姆·厄尔。

    有一年夏天，我乘坐独木舟穿梭于秘鲁的亚马孙河流域对马奇健格部落进行

    调查，调查结束后，我就市场一体化对农场经营决策与森林砍伐的影响写下了硕

    士论文。论文进展得比较顺利，我的两位导师也很满意(蒂姆当时离开去了另一

    所学校)，我的硕士论文也就通过了。

    然而，我对用人类学理论去解释马奇健格人的所作所为而感到不满意。对于

    一个初学者来说，我无法理解马奇健格部落为什么会与邻近的皮洛部落如此不

    同，以及为什么他们自然地做出一些行为时自己却又无法解释这样做的缘由？

    我曾考虑过放弃人类学，回到以前从事的颇为喜欢的工程工作。然而在过去

    几年的时间里，人类的进化问题再次激起了我的兴趣。虽然在诺特丹大学读本科

    的时候，也曾经对人类的进化历程产生过兴趣，但当时我并没有找到人类的进化

    能够解释经济决策或是复杂社会体系的答案，所以在当时这只是我的一个业余爱

    好。刚开始读研时，为了将精力集中在主要的课题上，我试着申请免修作为研究

    生必修课的人类进化相关课程。为此，我找到了讲授生物人类学课程的罗伯特·博伊德，并向他提出我在本科期间的学习成果是符合该课程要求的。而在此之前

    我成功地申请到免修同为必修课的社会文化学课程。罗伯特很友好，在细看了我

    所修过的课程后，拒绝了我的免修申请。当时罗伯特要是没有拒绝我的话，现在

    的我很有可能还是一位工程师。

    后来我才发现，人类进化与生物人类学领域中有许多可以用来解释人类行为

    和决策行为的重要内容。我还了解到罗伯特和他的长期合作者、生态学家皮特·

    里彻森，一直以来致力于用群体遗传学所使用的数学方法来进行文化方面的研

    究。这种方法给人提供了一个系统地思考自然选择是如何塑造了人的学习能力与

    心理空间的角度。虽然我对群体遗传学不太了解，但好在曾作为一名工程师的

    我，是知道状态变量、微分方程与稳定平衡等概念的，这让我大致读懂了他们所

    写的文章。第一学年快结束时，在罗伯特指导下的一个项目中，我设计了一个

    MATLAB(矩阵实验室)程序来研究遵守规矩的演进过程(详见第4章)。

    在进入研究生三年级后，已经准备好毕业的我决定重新投入之前的计划，这

    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新的开始。我给自己制订了一个“阅读年”计划，尽管我知

    道这样的举动意味着我会推迟一年进入博士生阶段，或许也只有在人类学系学习

    才能做到不去考虑这些事情。在那一年里，我没有要修习的课程，也没有从导师

    那里分派下来的任务，更没有人关心我在做什么。我去图书馆搬来一箱关于认知

    心理学、决策行为、实验经济学、生物学及进化心理学内容的书籍进行阅读。在

    这之后，我开始关注期刊论文，我查阅了每一篇与“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经济学

    相关的论文，并在马奇健格部落度过的第二和第三个夏天里参考了这些论文。我

    还阅读了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阿莫斯·特沃斯基以及政治学家埃莉诺·奥

    斯特罗姆的许多著作。而卡尼曼与奥斯特罗姆在后来都拿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此期间，我从未中断过人类学民族志相关书籍的阅读(这可以说是我的趣味阅

    读)。从许多方面来说，那一年的学习内容确定了这本书的研究对象，直到那一

    年结束，我对我想要做什么事情有了初步的想法。我的目标是将社会科学与生物

    科学领域的观点整合在一起，建立一个以我们物种的文化特性为重点来研究人类

    心理与行为的进化论方法。为此，我们需要动用一切现在能够获取到的实验报

    告、采访资料、系统的观测结果、历史数据、生理指标及丰富的民族志等资源，并且对其进行充分利用。我们还需要研究人类，这里的人类不是指大学实验室里

    的实验对象，而是指走进这些人所生活的社群，对他们的一生(从婴儿到老人)

    进行考察。站在这样的角度来看，像人类学这样的学科，尤其是作为人类学分支

    学科的经济人类学，看起来是如此渺小与孤立。

    1985年，博伊德与里彻森在马克·费尔德曼与路卡·卡瓦里–斯福尔扎奠定

    的基础之上，出版了《文化与进化过程》一书，并在这本书中展示了他们的一些

    主要理论基础。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基本上没有出现这方面的实证性研

    究成果，也没有产生出一系列的研究方法，更没有建立起能够检验由进化模型所

    产生的理论的机制。此外，当时存在的有关心理进程的观点，还没有发展到可以

    轻易地将正在逐渐兴起的文化演进心理学、神经系统科学，抑或附在科学翅膀上

    的文化人类学连接在一起的地步。就在这个时期，两位新的研究生拜入罗伯特·博伊德的门下，他们分别是弗

    朗西斯科·吉尔–怀特与理查德·麦克尔里思(现在他是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

    类学研究所所长)。在不久之后，娜塔莉·史密斯(现在已经是我的妻子娜塔莉

    ·亨里奇了)也从考古学系转到我们这里并与罗伯特一同工作。转瞬之间，我不

    再是一个人了。我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有了兴趣相投的合作者。那是一段光

    阴似箭却振奋人心的时光，就像有人突然把车上的刹车拿掉，车子再也无法停止

    一般，似乎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想法与思维方式迸发出来。罗伯特和我当时在组建

    一支由民族志学者与经济学者组成的实地考察团队，前往世界各地进行行为实验

    以及研究人的社会性问题。这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因为民族志学者从来不会

    加入团队工作中来，更不会用到(或者没有用到过)经济学的博弈理论。根据我

    在秘鲁进行的第一次实验，我写了一篇题为《经济行为中文化是否重要？》的文

    章向我之前在图书馆翻阅过的《美国经济评论》杂志投稿，当时作为人类学系研

    究生的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份经济学科中的顶级期刊，也不清楚当时的经济

    学家又是怎样质疑文化的作用的。与此同时，弗朗西斯科引入发展心理学的方法

    来证明他对蒙古游牧民族的民俗社会学及种族渊源的观点(参见第11章)。而娜

    塔莉与我则开发出公共池塘资源(CPR)博弈来研究秘鲁地区出现的节能行为

    (遗憾的是，后来才知道在我们之前已经有了这样的概念)。理查德编写了当时

    尚没有人做过的关于推测“文化发展”的程序，并与加州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科

    林·卡默勒讨论了如何使用计算机实验技术来检验社会学习理论的方法。有天早

    上，弗朗西斯科和我想到了一个关于人类地位的新理论(参见第8章)。在阅读

    社会学文献时受到创新扩散理论的启发，我开始设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否有可

    能从新的思想与技术的扩散探测到文化学习的“特征”。这些早期的努力在不同

    学科中成为大量的研究对象。

    从1995年开始这项工作以来，已经过去了20年时间，我将此书作为尚在继续

    的进程中的一个路标。我坚信若想了解人类，并且为人类的行为与心理建立一个

    科学体系的话，我们需要从人性的进化理论开始，正确地做到这一点对踏出下一

    步将是至关重要的。我也从最近发布的题为《思维、社会与行为》的2015年世界

    发展报告中受到了巨大的鼓舞。这份由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强调，承认人类是一

    种自动的文化学习者是具有决定性的认识。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所遵循的

    社会规范以及文化环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所关注的、感知的、经历的东

    西以及我们的价值观。这与我之前发表的《经济行为中文化是否重要？》一文中

    提出的质问一脉相承。现在的世界银行经济学者显然也认为这是重要的。

    我在编写此书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帮助。首先，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完成在很

    大程度上归功于我的妻子娜塔莉，我们在知识上进行了交流。娜塔莉把每个章节

    都阅读了至少一遍，并且提供了关键的反馈。只有在她看过之后，我才会放心地

    拿去给别人审阅。

    这项工作同样也得到了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许多人的帮助。当然，我

    的长期合作伙伴、良师兼益友的罗伯特·博伊德对本书贡献极大，感谢他几十年

    来为我提出的建议与提供的帮助。罗伯特在读过初稿后做了极佳的反馈。同样，艾伦·约翰逊也对几个章节的初稿给出了有益的意见。是艾伦将我带到了加州大

    学洛杉矶分校，他指导我，并在民族学方面的学术训练上培养了我，而且在我学

    习期间给予我很大的自由度。我还要感谢琼安·席尔克，她在一些问题上提出的

    明智建议及对于灵长类物种的深刻了解，使我至今仍时常向她咨询。

    综观我的职业生涯，我非常幸运地在埃默里大学的人类学系待过(4年时

    间)，并且成为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系与经济学系的一员(9年时间)。我

    还在密歇根大学的商学院学者协会以及柏林高等研究院分别待了2年与1年的时

    间。这种深入的实地考察让我有难得的机会从心理学家、科学家、人类学家、经

    济学家的角度来考察社会科学。尤其是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中，很多从事心理学

    工作的同事成为我关键的合作者，他们分别是史蒂夫·海因、阿拉·洛伦萨扬、杰西卡·特雷西、苏·伯尔奇和凯莉·汉姆林。我还从格雷格·米勒和伊迪斯·

    陈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史蒂夫和杰西卡也对这本书的初稿提供了宝贵意见。

    我还要对我的学生们，包括之前的学生以及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思维、进化、认知与文化实验室(MECC)的成员们表示衷心感谢，尤其向马切克·查迪克、迈

    克尔·慕都克里希纳、丽塔·麦克纳玛拉、詹姆斯与塔尼娅·布勒施、克里斯蒂

    娜·莫耶、本·泊济奇、丹·赫鲁施卡、拉胡尔·布伊、艾亚娜·威拉德及乔伊

    ·程致谢。这本书是我们通力合作的成果。迈克尔和丽塔对初稿提出了实质性的

    意见。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人类进化、认知与文化中心的主任在本书观点的升华上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与进化人类学者马克·科拉德以及从汉学家转去研究认知科学

    的学者特德·斯林格兰进行的对话总是能够激励我，在本书完成最终稿之际，特

    德还为我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在我写作的关键时期，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慷慨地为我提供了2013—2014

    年的研究基金。同一时期，我从心理学家乔恩·海德、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及哲

    学家史蒂夫·施蒂希那里学到诸多有用的知识。这三位学者在我写作此书的不同

    阶段都向我提供了非常棒的资料。我也非常荣幸能与乔恩共同讲授了一门

    MBA(工商管理硕士)课程，这段经历让我有机会对未来的商界精英做了一些实

    验，为本书几个章节提供了素材。

    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很荣幸地进入了加拿大高等研究院，并且成为该机

    构的一员，这个团体给予我极大的启发与支持，我也从其他成员那里学到了许多

    知识。尤其是苏雷斯·纳伊杜，对此书的初稿提供了很好的意见。

    作为一名民族志学者，我曾有幸生活在三个不同的部落并且在那里进行了相

    关研究工作，这三个部落分别是秘鲁的马奇健格部落、智利南部的马普切部落以

    及南太平洋亚萨瓦岛的斐济部落。这些部落中的许多家庭与我分享了他们的家园

    生活，耐心回答了我数不清的问题，使我加深了对人类多样性的认识。在此我要

    特别感谢他们。在为此书做各种设想时，我经常向提供给我许多帮助的作者与专家表示我的

    疑问。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了戴龙·阿西莫格鲁、锡万·安德森、科隆·阿皮

    瑟拉、昆汀·阿特金森、克拉克·巴雷特、彼得·布莱克、莫尼克·博格霍夫穆

    尔德、萨姆·鲍尔斯、约瑟夫·卡尔、科林·科默勒、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

    斯、莫特·克里斯蒂安森、阿莉莎·克里滕登、亚罗·邓汉姆、尼克·埃文斯、丹·费斯勒、吉姆·费伦、恩斯特·费尔、帕特里克·弗朗索瓦、西蒙·加赫

    特、乔什·格林纳、埃维纳·格瑞夫、保罗·哈里斯、艾斯特·赫尔曼·巴瑞·

    惠利特、金·希尔、丹·赫鲁施卡、埃里克·金布罗、米歇尔·克莱因、凯文·

    莱兰、乔恩·蓝曼、克里斯汀·勒加雷、汉娜·路易斯、丹·利伯曼、约翰·林

    德、弗兰克·马洛、萨拉·马修、理查德·麦克尔里斯、乔尔·莫基尔、汤姆·

    摩根、内森·努恩、戴维·皮耶特拉、戴维·兰、彼得·里彻森、詹姆斯·罗宾

    森、卡尔·凡·谢克、琼安·席尔克、马克·托马斯、迈克·托马塞洛、彼得·

    特琴、菲力克斯·瓦纳肯、珍妮特·沃克、安妮·韦茨、珀莉·韦斯纳、戴维·

    斯隆·威尔逊、哈维·怀特豪斯、安迪·怀特尼以及理查德·阮格汉姆的支持和

    帮助(还有许多人，包括上文提及的那些人)。

    在本书多年来的规划与写作当中，我与很多朋友、合著者及同事有过大量的

    探讨与交流，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形成了自己的构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本书也

    是集思广益的成果(详见第12章)。

    约瑟夫·亨里奇

    2015年1月22日于加拿大温哥华第1章

    一种令人费解的灵长类动物你和我都是一种相当奇特的物种中的一员，属于一种令人费解的灵长类动

    物。

    远在农业革命、第一批原始城市或工业技术出现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遍

    布全球。从干旱的澳大利亚沙漠到寒冷的西伯利亚大草原，我们祖先的居住地遍

    布地球的主要陆地生态系统——远远超过其他陆栖哺乳动物。然而，奇怪的是，与其他动物相比，我们的祖先在体格上相对弱小、不够敏捷，在攀爬树木方面也

    显得相当可怜。虽然人类莫名其妙地在长跑能力与快速精准的投掷技术上具有优

    势，但这并不妨碍任何一只成年大猩猩随意击败我们、大型猫科动物轻易追捕我

    们。我们分辨不出可食用或有毒的食物，并且我们内脏的排毒能力也相当弱。尽

    管我们并非天生就知道如何取火并将食物煮熟，我们的消化系统却过度依赖煮熟

    的食物。跟其他与人类体型相似、食量相当的哺乳类动物相比，我们的肠胃都过

    于短小，牙齿也不够锋利。刚出生的人类婴儿，体型偏胖而且发育不够成熟，就

    连头盖骨也还未完全闭合。不像雌性猿类，人类女性整个经期都可以接受求爱，四五十岁进入更年期后会失去生育能力。不过其中最令人诧异的是，虽然我们拥

    有足够大的脑容量，但我们的聪明程度似乎不足以与此脑容量相匹配，至少我们

    没有天生就聪明到可以解释人类为何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也许你会对最后的观点持怀疑态度。

    那么，现在我们来假设一场野外生存游戏。让一支由你和49名人类同伴组成

    的队伍，与另一支由50只哥斯达黎加卷尾猴组成的队伍，空降到遥远的非洲中部

    热带雨林进行荒野求生。两年之后，我们会回到这里清点人数，幸存者多的那支

    队伍将赢得比赛。当然，为了公平起见，两支队伍都不允许携带任何求生装备：

    火柴、储水容器、刀具、鞋子、眼镜、抗生素、锅具、绳子等。但是，为了表达

    善意，我们将允许人类队伍——而不是卷尾猴队伍——穿上衣服进行比赛。两支

    队伍将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为期两年的荒野求生游戏，在同样陌生的森林环境中

    只能依靠自己的智力以及与队友间的相互协助进行求生。

    你会赌谁取胜呢，卷尾猴队伍还是人类队伍？在打赌之前，我想知道的是，你有几成把握能够独自制作箭头、捕鱼网或搭起庇护所？你是否知道哪些植物和

    昆虫是有毒的(许多都有毒)，或者你知道如何解它们的毒吗？你能否在没有火

    柴和铁锅的情况下生火做饭？你会制作鱼钩吗？或者你能做出天然黏合剂吗？你

    能辨认出哪些蛇是毒蛇吗？在夜晚遇到猛兽时你将如何自保？如何找到水源？你

    对追踪动物的技巧又有多少了解呢？

    不如让我们面对现实，人类队伍在很大程度上会输掉比赛，而且极有可能是

    惨败，顶着一颗臃肿的脑袋以及满怀一腔狂妄自大，输给一帮猴子。但是，如果

    我们在作为人类发源地的非洲都没办法依靠狩猎采集生存下去的话，那我们长着

    这么大的脑袋究竟有什么用呢？我们又是如何迁徙并适应地球上那么多不同的生

    态系统的？我们人类成功的秘密，不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在冰河期反复遭遇那些典型生存

    难题时，被激发了直觉、天生的智慧或心理技能。我们能够在如此广泛的环境中

    幸存并得以繁衍，依靠的不是我们个人智力在面对复杂问题时的应用。正如你将

    在第2章中看到的，在去掉我们后天从文化中习得的思考能力与专门知识后，与

    猿类面对同样的问题时，我们没有那么突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我们也就不

    能充分说明人类遍布全球的秘诀与拥有较大脑容量的必要性之间的联系了。[1]

    实际上，我们听说过许多人类进行生存实验的故事，比如在加拿大北极地区

    或得克萨斯湾沿岸，就有过倒霉的欧洲探险家流离在险恶的环境下挣扎求生的案

    例。正如第3章所示，这些探险案例通常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他们要么全部遇

    难，要么就是被当地原住民所救，而这些原住民已平安无事地在这样“险恶的环

    境”中生活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了。因此，你的队伍会输给猴子的真正原因在于——

    不同于其他物种——人类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并沉溺其中。此处的“文化”，我指

    的是由实践、技术、探索方法、工具、动机、价值以及信念构成的整体概念，这

    些“文化”大部分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从别人那里习得的。在这次生存游戏中，获胜的唯一希望，是指望人类队伍在无意中遇上生活在这片森林的俾格米人，并

    与他们结为朋友。这些在这片森林生活了很久的俾格米人，尽管身材矮小，却习

    得了前人留给他们的如何在丛林中生存并繁衍的专门知识及技能。

    了解人类的演化进程以及我们为何与其他物种有所不同的关键之处在于，承

    认我们是一种文化物种。或许在100万年之前，人类演化谱系中的成员们就在相

    互学习中开始积累文化。这样，通过从别人那里学来的狩猎习惯、制作工具的能

    力、追踪动物的技巧和鉴别可食用植物的方法，再加上从前人那里得到的经验，就可以使这代人进一步整合与改进这些技术。在这样历经数代人的传递而建立起

    的结构下产生的庞大而复杂的一整套技术与技能经验，是仅凭一个人的才智与经

    验穷其一生精力也无法做到的。从因纽特人制造的雪屋、火地岛人的弓箭、斐济

    人的鱼图腾到后来的数字、文字及珠算的出现，我们可以列举出数不胜数的例

    子。

    一旦这些实用的技巧与经验经过数代人的传递得到积累与提升后，自然选择

    就会青睐那些更好的文化学习者——那些在不断扩大的自适应系统中更有效地开

    发和利用可用信息的人。在文化演进中产生的诸如取火、烹饪、切削工具、衣

    物、简单的手势语、投掷标枪及储水容器等新产品或新技术成为遗传上塑造我们

    思想与身体的主要选择压力的起源。这种遗传与文化间的相互作用，或者我所谓

    的“文化–遗传的共同演进”，驱使着我们人类走向在自然界从未出现过的全新演化

    途径，让我们变成与其他物种截然不同的一种全新形式的动物。

    然而，在承认我们是一种文化物种之后，演进的方法就变得尤为重要。我们

    会在第4章中看到，我们学习别人的能力本身就是自然选择精心打造的产物。我

    们能够自适应学习，即使是一个婴儿，也会小心翼翼地选择在什么时候、从谁那

    里学习什么样的内容。从年幼的学习者到成年人(甚至读MBA的学生们)都会无意识地根据学习对象的声望、所取得的成就、掌握的本领、性别及种族等信息，优先选择需要学习的内容。我们很快就可以从别人那里学到偏好、动机、信仰、策略以及奖惩标准等知识。随着一个人的选择性注意和学习倾向形成的个人处理

    方式与记忆得到传播，文化也在这样无形的过程中发生演进。不过，这种文化学

    习能力也引起了整体文化知识的积累与形成的遗传演进之间的互动，并持续对我

    们的人体结构、生理机能与心理状态的形成产生影响。

    从解剖学与生理学角度来看，当我们越渴望获得自适应文化信息时，我们的

    大脑就会越迅速地扩大，以确保有足够空间来对新的信息进行储存和整理。此

    外，被延长的童年期以及更年期之后的余生，使我们有充分的时间获取更多知识

    并有机会将其传递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会看到文化演进在人类身体的

    各部位都留下了痕迹。它以遗传演进的形式改造了我们的大腿、小腿、双脚、臀

    部、胃、肋骨、手指、韧带、下颌、咽喉、牙齿、眼睛、舌头以及更多部位。这

    使得在生理上又胖又弱的我们也能够成为有力的投掷者与健硕的长跑者。

    而在心理学上，迫于生存压力，我们又太过依赖从文化演进中获取的精细而

    复杂的产物，导致现在的我们经常会把重心更多地放在从我们的共同体中所学的

    东西上，而不再信任自己的个人经验或天生的直觉。只有在理解了我们对文化知

    识的依赖程度，以及在这种文化演进的细微选择过程是如何产生比我们个人提供

    的解决方案更优越的“解决方案”后，才能解释清楚这种令人费解的现象。在第6章

    中，我们将探讨如下问题来说明上述观点：为什么居住在炎热地区的人更倾向于

    在食物中加入更多的香料，并认为那样做更美味？为什么美洲原住民会习以为常

    地将烧过的贝壳或木灰放进他们食用的玉米粉中？古代的占卜仪式是如何利用博

    弈论战略来获取更多猎物的？

    人们处理自适应信息情况的增加同时促进了由遗传演进形成的人的第二种地

    位，即所谓的声望，这一地位已经可以与我们从猿类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权威地位

    相提并论。一旦理解了声望这一概念，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人类在交谈中会无意

    识地模仿那些成功人士的行为，为什么像勒布朗·詹姆斯这样的篮球明星可以去代

    言汽车保险广告，怎么会有人因为有名而更加出名(帕丽斯·希尔顿效应)，以及

    为什么在慈善活动中，第一个进行捐赠的名人通常会在诸如最高法院这样的决策

    机构做最后的发言人。声望的出现及进化带来了与原先那种权威不太一样的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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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文化通过衍生出各种社会规范改变了人类基因所处的环境。这些规范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的行为，包括自古以来就受到重视的亲属关系、交配、共

    享食物、养育及物质交换等方面。在人类演进的历史上，那些无视饮食禁忌，破

    坏礼仪，或是不将猎取的食物分配给姻亲等违反规范的行为，意味着名誉的受

    损、遭受流言蜚语以及由此带来的在联姻与结盟机会上的不便。人类不断地违反

    规范有时会遭到所在群体的放逐甚至刑罚。因此，文化的演进带来了一种自我驯

    化过程，进而导致的遗传演进使我们成为对由群体督促的法治社会抱有期望的、亲社会的、顺从的并且守规矩的正常人 (本d书fen享搜索'雅书)。

    弄清自我驯化过程能让我们解决许多关键问题。在第9章~第11章中，我们要

    探寻的问题有：在心理层面上，仪式是如何在巩固社会纽带和促进社会和谐方面

    变得如此有效力的？婚姻的规范化如何使父母变得更优秀并扩大了家庭关系网

    络？为什么即使个人会付出代价，我们的直观反映也是要遵守社会规范？同样，从什么时候开始以及为什么深思熟虑会使人们变得更加自私？为什么遵守交通信

    号灯的人往往也是一个不错的合作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美国形成的“最伟大的

    一代”的心理影响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更喜欢与使用相同方言的人进行交流与切

    磋？生活在数百万人口中的我们，是如何成为灵长类物种中最擅交际，但同时又

    是最重视裙带关系且好战的物种的？

    人类取得成功的秘密不在于个人智慧，而在于所在群体的集体智慧。集体智

    慧是综合了我们的文化与社会性质后共同形成的，在文化上表现为我们从别人那

    里学来的东西；在社会性质上则表现为我们在正确的规范下，生活在互相交往的

    大群体之中。从狩猎采集者使用的独木舟、复合弓，到现代社会的抗生素及飞机

    等，这些人类特有的惊人事物并不是凭借个人之力就能完成的，而是在相互间的

    思维交流及数代人的努力下依靠想法、实践、意外的发现与偶然的体会的交流与

    结合下才成为可能。第12章主要揭示了集体智慧的核心内容能够解释为什么相互

    往来更频繁的社会能够产生出更先进的技术、更多可供选择的工具与技巧，以及

    为什么一个规模较小的社会在突然受到隔离后，他们的技术水平与文化知识开始

    逐渐衰退。你会看到相比于智力而言，人类的创新更多地取决于社会属性，而我

    们一直以来所面临的挑战都是关于如何防止社会的分裂以及社会关系网的消解。

    就像我们先进的技术与种种复杂的社会规范一样，语言所具有的力量与优美

    性也大体上来源于文化上的演变，通信系统的出现更是加速推动了遗传的进化。

    文化演进就像在其他文化那里进行建构与适应那样，也聚集并适应了我们的交流

    技能，譬如制作出一个工序复杂的工具或创造一种错综复杂的仪式等。在我们了

    解到语言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演进的产物后，我们便可以提出许多新的问题，比如

    为什么那些来自气候温暖地区的人说话声音会更加洪亮？为什么越是使用人数众

    多的语言就越拥有更多的词汇、语音(音素)与语法功能？为什么小语种与主流

    语言之间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从文化上演变而来的沟通方

    式通过遗传选择压力，限制了我们的发声器官与视野，让我们变得像鸟类一样具

    有模仿声音的倾向。

    当然，所有这些文化演进的产物，从词语到各种工具，的确让我们变得更加

    聪明，至少在精神层面上能够让我们在所处的环境中勉力成长(变得更“聪

    明”)。想必，你在成长的过程中肯定也领略过许多文化的传承，包括便捷的十进

    制、阿拉伯数字、至少6万个单词的英文词汇量(如果你的母语是英语的话)，以及诸如滑轮、弹簧、螺旋桨、弓、车轮、杠杆、黏着原理等的实际经验。文化

    给人带来的启发性，例如像阅读这样的复杂认知技能以及代替口算的算盘等，已

    经发展成为文化上的适应，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大脑与生理机能。你将会知道，不是因为我们有智慧，人类才拥有了这些工具、概念、技能与探索方

    法，而是文化令我们发展出了大量的工具、概念、技能和探索方法，是文化让我

    们变得如此聪明。

    除了让我们可以进行遗传演进与(某种程度上的)自我规划以外，文化还以

    其他方式融入我们的身体与思想。在逐次的选择机制、价值观、名声与技术经历

    了数万年时间后，文化演进影响着我们大脑发育、激素与免疫反应的同时，也在

    标准化我们的注意力、感知、动机与推理过程，使我们能够更好地适应由不同文

    化建构起来的世界。在第14章中你将看到，从文化中获取的信仰可以使痛苦变为

    欣喜，摄取酒精也会使人快乐，而假使中国古代的星象学成立的话，则能使人的

    寿命得到延长。隐含在语言里的社会规范，也会有效地提供从扩充我们的海马体

    到增厚我们的胼胝体(连接左右脑的“信息高速公路”)等不同训练机制来塑造我

    们的大脑。即使不影响遗传，文化演进也会使群体产生心理与生理上的差异。也

    就是说，人类在生理上已经被上述由技能和探索方法构成的文化继承改造过了。

    在第17章中，我们将会用以下几个关键问题来讨论这些人类物种的观点是如

    何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的：

    1. 是什么让人类变得独特？

    2. 为什么人类比其他动物更懂得合作？

    3. 为什么每个社会间的合作会有差异？

    4. 为什么我们看起来比其他动物聪明？

    5. 是什么让社会得以创新，以及互联网对社会创新有怎样的影响？

    6. 文化依然会导致遗传演进吗？

    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改变我们对文化、遗传、生物学、制度与历史的看法，以

    及我们如何“走近”人类行为与心理。而这种方法对于我们如何建构制度、设计政

    策、解决社会问题及了解人类多样性方面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喜欢本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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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这个导论引用自Chudek, Muthu-krishna, Henrich, 即将出版。第2章

    并非因为我们聪明我们人类改变了地球上超过13的土地样貌。我们的氮循环比其他所有陆栖动

    物的氮循环总和还要多。同时，我们还改变了地球上超过23的河流走向。人类消

    耗的生物质百倍于其他任何存在过的物种消耗的总量，如果加上我们的家畜，那

    么人类占据的生物质将占所有陆栖脊椎类动物使用生物质的98%。[1]

    这些事实使我们人类成功且无可争议地成为支配地球生态系统的物种。[2]

    但

    是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是人类？该如何解释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支配地位？人类

    成功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暂时将现代文明的水电站、机械化农业设备、航空

    母舰以及古代文明的钢犁术、壮丽的古墓、灌溉术与大运河等搁置在一边，我们

    必须回到远早于工业文明、城市群的出现以及农业文明的时代，才可以去理解这

    一特殊的热带灵长类动物是如何成功地遍布整个地球的。

    我们的狩猎采集者祖先在遍及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同时，很可能也使得诸多

    巨型动物灭绝，比如长毛象、乳齿象、巨鹿、毛犀、巨型地懒、犰狳等大型脊椎

    动物，而大象、河马、狮子等动物也难逃魔掌。气候变化或许也是这些动物灭绝

    的原因之一，但可怕的是，诸多巨型动物的灭绝与人类到达这些不同大陆与岛屿

    是同时发生的。举例来说，在人类登陆澳大利亚的6万年之前，这片大陆曾是巨

    型动物的乐园，这些巨型动物包括2吨重的袋鼠、巨型食肉类蜥蜴(见图2–1)、豹型袋狮。曾经在这里生存过的大约55种巨型动物在人类到来之后走向灭亡，人

    类的到来也导致生活在澳大利亚大陆上的88%的巨型脊椎动物灭绝。几万年后，人类终于抵达美洲大陆，那里的83种巨型动物也开始走向灭亡，其中包括马、骆

    驼、长毛象、巨型树懒、狮子以及恐狼等。这一事实体现在超过75%的曾在美洲

    大陆上生活的巨型动物消亡了。类似的事情同样发生在人类先后抵达的马达加斯

    加、新西兰以及加勒比地区。图2–1 澳大利亚地区发现的更新世巨大食肉性爬行动物

    进一步讨论，那些生活在非洲大陆的巨型动物，包括部分生活在欧亚大陆的

    巨型动物的命运则好得多，这或许得益于这些物种的进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与

    人类的进化同时进行的，包括我们共同的直系祖先以及我们进化的表亲尼安德特

    人(穴居人)。非洲与欧亚大陆的巨型动物在进化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虽然人

    类没有锋利的爪子、尖利的牙齿、致命的毒液或惊人的速度等特征，似乎对它们

    没有威胁，但是人类拥有一系列的工具和诡计，其中包括弹枪、毒药、陷阱、火

    焰与团体合作，这些使人类登上掠食者行列的顶端。[3]

    这一切并不只是工业文明

    的过错，人类对生态的破坏行为有着悠久的历史。[4]

    其他物种也不乏广泛迁至地球生态系统并取得成功的例子，然而，这种成功

    一般是由物种的形成引起的，自然选择让不同的生物适应并且擅长在不同的环境

    中存活。以蚂蚁为例，它们所获取的生物质在量上可与人类持平，这使得它们成

    为陆栖类无脊椎动物中的霸主。为了实现这一成就，蚁群在演进过程中的基因转

    变使其系谱发生了分裂，根据这些复杂而多样的基因适应，蚁群分裂成超过1.4万

    个不同的族群。[5]

    而与此同时，人类却始终保持着物种上的单一性，当考虑到人类在面对如此复杂多样的居住环境时，我们在基因上的变化显得这般微弱。例

    如，我们在基因上的转变比黑猩猩小得多，而且还没有出现形成亚物种的现象。

    相反，黑猩猩的居住环境只局限在非洲热带森林地区，却已经分化出了三个不同

    的亚物种。[6]

    正如我们将在第3章中讨论的那样，人类适应不同环境的方式，以

    及在如此繁杂的生态环境中得以繁盛的原因，不像其他物种那样是由一系列环境

    特异性引起的基因适应带来的。

    若并非这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基因转变所致，那人类成功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呢？至少在某些方面，很多人会赞同这一观点：人类可以制造出适应当地生态环

    境的各种工具、武器、庇护所，以及发明取火的方法或懂得享用不同来源的食

    物，如蜂蜜、水果、根茎类植物及坚果等。许多研究者也指出，这是人类的合作

    能力与不同形式的社会组织的产物。[7]

    狩猎采集者基本上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合

    作，我们将其中一些规模较大的家庭称为族群。这些族群又构成了成千上万个部

    落。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在不同维度发生改变，例如身份婚姻(近亲结婚参见第9

    章)、交换、分享、所有权和住处。仅考虑狩猎采集者的情况时，人类比其他灵

    长类动物具有更丰富的社会组织形态。

    从广义上讲，这样的观点只有在将问题推回到人类是如何有能力制作出求生

    工具、应用技术以及适应组织形式，并且在各种生态环境中得以兴盛的情况下才

    能自圆其说。那为什么其他动物没能做到这些呢？

    最常见的回答通常是，人类只是单纯地比其他动物聪明一些。人类的大脑具

    备足够的认知处理能力以及强大的心理能力(如更好的工作记忆能力)使我们可

    以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一些学界公认的心理学家指出，人类演化中出现的“即兴智

    慧”(improvisational intelligence)，让我们得以勾画出世界运转原理中蕴含的因

    果关系。我们又根据这些因果律制作出有用的工具、“随即”(on the fly)安排相

    应的战略战术。这样的观点认为，一个人在面对生存环境的挑战时，比如在捕猎

    鸟类时，能够使大脑的运转发挥到极致，认识到木材的特性(一个因果模型)，便制作出了弓箭以及弹簧陷阱等来捕获鸟类。[8]

    另一种观点可能与前述观点互补，即认为我们大脑基因中充满了先天赋予的

    认知能力，通过自然选择的出现，解决着我们的祖先始终面对的最重要的生存难

    题。这些难题往往涉及诸如如何寻找食物与水源、如何选择配偶及朋友，或者避

    免近亲通婚、躲避毒蛇以及应对各种疾病等。人类在受到大自然的暗示后，这些

    认知机制会在为特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时发挥作用。例如心理学家史蒂夫·平克一

    直认为，人类之所以比其他动物更加聪明或更加灵活，“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动物

    具有更少的本能，而是因为我们具有的更多”。[9]

    这种观点认为，由于人类长期

    依赖追踪与狩猎行为，当处在恰当的环境时，我们在心理层面上激发、演化并且

    赋予了自身追踪与狩猎的能力。

    第三个常见的关于人类何以支配生态系统的解释，聚焦在人类的亲社会性以及人类在不同领域所具备的团结能力上。这种观点认为，自然选择造就了人类的

    高度社会化与合作化，并通过团结协作征服了地球。[10]

    因此，我们总结一下关于人类如何成为支配生态系统物种的最常见的三种解

    释：一是一般智力或心理处理能力；二是在生存环境中演化出的专门心理能力；

    三是合作本能或者社会情报的高度合作化。以上三种解释都致力于建立一种对于

    人类本性更加完备的理解。然而，如我将展示的那样，在没有认识到我们对当地

    环境的适应、对文化传播的信息有着强烈的依赖之前，上述三种观点中没有一种

    可以解释人类何以取得生态系统的支配地位或人类的独特之处，而这不是一个人

    或者一个群体依靠智力、耗费自己的一生就能够想出来的。为了同时理解人类本

    性与我们在生态上的优势，首先需要探讨文化演进是如何在自适应行为、信念与

    动机的复杂活动中缘起的。

    在第3章中，走失的欧洲探险家的例子将告诉我们关于人类的跳跃性思维、合作动机以及心理能力的本质。在开始探讨这些问题之前，我希望通过一些事例

    打击一下你关于人类比其他灵长类动物聪明的信心。当然，作为地球上的生物，我们确实非常聪明。尽管如此，我们依旧没有聪明到可以解释人类在如此巨大的

    生态系统中的成功。更进一步，我们人类在认知力上有优势，在其他方面的优势

    却没有那么明显。我们的大脑可以在获取、存储、组织以及传输大量文化信息

    时，进行压力的选择，进而演化和发展，并可以预测我们自身心理能力和各类缺

    陷。就像自然选择那样，我们的文化学习能力是在“笨拙”摸索的过程中得到增强

    的，并且通过几代人的磨炼，产生出比任何一个人或群体更具智慧的经验。人类

    看起来那么多的智慧并不来源于我们的脑力或过多的本能，而是从前人的文化继

    承中累积下来的，诸如心理能力(整体)、技巧(区分左右)、概念(飞轮)以

    及分类(基本颜色)等本领。[11]

    在我们开始与猩猩们进行比试之前，先简单地在术语学上对一些专有名词进

    行解释。在本书中，社会学习是指在任何时间段内，一个人在学习中从他人那里

    受到的影响，其中包括种种不同的心理过程。个体学习是指一个人通过观察或直

    接受所处环境的影响而学习的过程。比如在某些猎物出现时计算出捕猎的最佳时

    机，或者通过反复试验来熟知不同用途的挖掘工具。所以，个体学习的过程中也

    包含着许多不同的心理过程。因此，复杂形态的社会学习仅仅是作为个体学习的

    副产品出现的。举个例子，如果我看到你用石头砸开坚果，我更倾向于自己思考

    出石头是可以用来砸开坚果的。这是从日常生活中触摸到石头与坚果时的触感得

    出的，所以我们更容易将两者联系起来。文化学习指的是一个更加复杂的社会学

    习能力的子类，每个人寻求从他人那里获取信息，往往通过对他们的偏好、目

    标、信念或战略的推论，决定模仿他们的行为或运动模式。当讨论人类的学习

    时，我一般将其指认为文化学习，而当讨论到非人类或我们古老的祖先时，我倾

    向于称其为社会学习，因为我们经常不能确定他们的社会学习中是否包括任何实

    际的文化学习。最后的对决：猿类vs人类

    让我们从人类与两种拥有灵长类大脑的猿类动物——黑猩猩与猩猩的心理能

    力的比较开始。如上文所述，人类之所以“变得聪明”是因为从文化学习中习得了

    诸多认知能力。文化演进构建出了一个充满了工具、经验与系统学习机会的发展

    性世界，使我们的心理能力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并得到磨炼与延伸。因此，为了更加合理地与非人类进行比较，让猿类与已经具备文化知识的，比如说与已

    经掌握了分母分子知识的成年人进行比较是颇具误导性的。让孩子们在没有文化

    演化的环境里成长又是不可能的，也是绝对不道德的。所以研究者经常会将刚学

    会走路的小孩与猿类进行比较，但不可否认的是，刚学会走路的小孩也已经具备

    了高度的文化性，虽然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获取额外的认知能力(比如分清左

    右、弄清加减法等)，并且还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

    在一个标志性的研究中，德国莱比锡大学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埃斯特·赫尔

    曼、迈克·托马塞洛与同事们对106只黑猩猩、105名德国小孩以及32只猩猩进行了

    38组认知测试。[12]

    这一系列测试包括对空间、数量、因果性以及社会学习能力

    的子测试。空间测试包括测试参与者对空间的记忆以及旋转能力，要求参与者回

    忆起一个物体所出现的位置或一个物体在旋转空间中运动的轨迹。数量测试则检

    验参与者的相对数量评估能力与加减法能力。因果性测试评估参与者在给定相关

    形状与声音的线索下找出理想答案的能力，以及他们在给定的情况下正确选择工

    具来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制造一个因果模型)。在社会学习能力测试中，参与

    者被给予机会观察一名演示者使用难以理解的技术来获得一个理想对象，比如从

    一个狭窄的管道中获取食物。随后让参与者也参加这个测试并且让他们像演示者

    那样去获得理想对象。

    图2–2所示的测试结果是惊人的。在除了社会学习之外的所有心理能力测试

    结果中，黑猩猩与两岁半的小孩在本质上没有差别，尽管两岁半小孩的脑袋要比

    黑猩猩更大。猩猩的脑袋比黑猩猩的还要稍微小一点，测试结果也稍差，但差别

    不大。在评估因果性的测试中，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得到了71%的正确率，黑猩猩

    与猩猩分别是61%与63%的正确率。在工具使用方面，黑猩猩以74%完胜小孩子

    23%的正确率。

    相比之下，在社会学习能力测试中，图2–2中的平均值基本掩盖了所有两岁

    半的小孩子全部答对问题的事实，而猩猩们的正确率则为0。综上所述，这些研

    究结果表明，与两种猿类动物相比，幼儿在认知能力方面拥有的唯一例外的优势

    是关于社会学习的能力，而不是与空间、数量或因果关系有关的能力。图2–2 黑猩猩、猩猩以及孩子们在4组认知测试中的平均表现

    最重要的是，假如我们给成年人进行相同的测试，他们肯定能得到100%的正

    确率。这可能会让你产生“这个测试有失公允”的看法，因为埃斯特、迈克与同事

    们是将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与一批3~21岁不等的成年猿进行比较的。然而有趣的

    是，不像人类那样，年老的猿的测试结果并不比年轻猿的更好。至少在此次测试

    中，3岁的黑猩猩与猩猩的认知表现都很好。[13]

    而小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将不断地

    经历更多的事物，并不断地改进。只是他们能改进到什么程度将取决于所处的环

    境以及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什么样的人。[14]

    认识到黑猩猩与猩猩也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学习能力是相当重要的，尤其是在

    将它们与其他动物进行比较时，但是如果我们设计出一个同样适用于人类与猿类

    的测试，那么测试结果会是人类接近满分而猿类垫底。事实上，我们将在后面看

    到，在与猿类进行比较时，人类天生就喜欢主动模仿别人，甚至会自愿模仿一些

    看起来不太必要或纯粹是形式化的步骤。在演示者进行一些“多余”或“不必要”的

    步骤时，人类会吸取这些无用或者多余的因素，而黑猩猩则会将这些步骤直接过

    滤掉，这样看来，黑猩猩的社会学习能力显得比人类更高级。黑猩猩与大学生的记忆力

    尽管事实上我们的认知能力在丰富的文化环境中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但在心理能力方面我们跟猿类相比是没有压倒性优势的。让我们首先从“工作记忆

    能力与信息加工速度”以及“战略冲突游戏”两个方面对人类与黑猩猩进行比较。两

    组测试的结果对人类获得成功是因为纯粹的脑力或拥有更好的心理处理能力这一

    观点提出疑问。第二组测试的结果对我们的心智是否是专门为在这个权谋世界中

    运筹帷幄而打造的这一观点提出疑问。

    假如进行一项智力测试，你也许会听到一系列数字并且被要求以倒序的形式

    回忆这些数字。这是检验你工作记忆能力的测试。工作记忆能力与信息加工速度

    一起，经常被认为是两种最基本的智力形式。相关证据表明，拥有更好的工作记

    忆能力与信息加工速度的人具备更好的问题解决与归纳推理能力(被称为流体智

    力)。拥有更好的工作记忆能力与信息加工速度的儿童与青少年在长大后更理

    性，也具备更好的问题解决能力。[15]

    由于工作记忆能力会消耗大脑新皮层，而

    人类的大脑新皮层要比黑猩猩多，故而我们可以期待成年人类在与黑猩猩的较量

    中会占据显著的优势地位。

    两位日本研究人员，井上纱奈与松泽哲郎也进行了类似的一组黑猩猩vs人类

    的测试。他们训练了三只由母亲养大的黑猩猩来识别出现在触摸屏上的数字，并

    且按照顺序在屏幕上进行触碰(从1~9)。为了测试信息加工速度与工作记忆能

    力，他们升级了这个测试，屏幕上每次出现一个数字后随即被白板盖住(见图2–

    3)。然后被试者需要按照从1~9的顺序触碰屏幕上的(掩住数字的)白板。屏幕

    上可供被试者观察的数字从出现到被白板盖住的时间为0.2~0.65秒之间。

    图2–3 工作记忆能力测试。参与者会在屏幕上看到1~9的数字在闪烁后立即被白板盖住。随后，他们必

    须凭借自己的记忆按照顺序点击数字的位置

    接下来，这些黑猩猩将面对大学生们的挑战。[16]

    在工作记忆能力方面，人类更胜一筹。在最简单的测试中，当屏幕上有0.65秒的时间可以看到6个数字时，12名大学生中的7名击败了所有黑猩猩，包括黑猩猩里最聪明的5岁的阿玉木。平

    均来说，人类的测试结果与阿玉木持平而击败了其他所有的黑猩猩。这个结果略

    显不公，因为其中一个人只达到30%的正确率，拉低了整体水平，而这个人的成

    绩比所有黑猩猩都要糟糕。然而，数字出现的频率加快后，测试变得更为艰难，阿玉木击败了所有的人类。有趣的是，数字闪现的速度加快后，阿玉木保持了与

    之前一样的表现，而人类的成绩则与其他猩猩一样，都迅速下降。

    在信息加工速度方面，即在比较黑猩猩与人类从闪烁结束后到第一时间触碰

    白板所需的时间时，黑猩猩完胜。每一只黑猩猩都要比人类的速度更快，并且他

    们的速度不会随着测试表现而发生变化。相反，速度较快的人类的准确率会降

    低。

    通常到了这个阶段，人们开始为自己参差不齐的表现寻找借口，并辩称是因

    为这个游戏规则不公正。例如，黑猩猩的数据是选取了在它们预先进行了400次

    练习后再进行的100次测试结果，而人类则是在没有提前练习的情况下参与了50

    次测试。随后的测试确实表明，大学生们在经过训练后可以在精确度上击败阿玉

    木。[17]

    但这样的借口也同样适用于黑猩猩。人类小组的成员是由年轻的、接受过教

    育的成年人组成的，并且看上去正处在他们工作记忆能力与信息加工速度的巅峰

    时期。假如黑猩猩像人类一样拥有复杂的交流技巧，毫无疑问他们会申请年轻的

    黑猩猩与一群5岁的孩子进行重赛。年轻的黑猩猩确实在这方面胜过它们的母

    亲，也许真的可以击败任意一群人类小孩。他们或许还会抗议这些学生早已熟悉

    了这些奇怪的阿拉伯数字，而他们是在被囚禁的情况下被迫学习了这些数

    字。[18]

    要是根据这些现存的数据进行比较，这个争端将会一直持续下去。然而，这

    也的确说明了虽然人类拥有更大的脑袋，但在工作记忆能力与信息加工速度上没

    有很明显地比他们的猿类朋友更优秀。基于这样一种证据，人们很难再认为人类

    在生态上的成功可以归功于我们耀眼的工作记忆能力以及天生的信息加工速度。真正的不择手段者

    现在让我们来探讨战略冲突问题。我们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性的物种，所以

    我们的全球性支配地位也许源自我们的社会智力。关于选择压力推动人类大脑的

    扩张与建立我们心理能力的一个主要观点被称为“马基雅维利智力假说”。这个假

    说强调，我们的大脑与智慧是专门用来对付别人的，并且认为大脑的大小与智力

    水平是在个体从策略上操控、捉弄、利用和欺骗对方这样不断升级的“军备竞

    赛”中发展起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比黑猩猩具备更好的游戏战

    略。[19]

    黑猩猩与人类一同进行了“猜硬币”博弈这款经典的战略冲突游戏。在这个博

    弈中，被试者需要与自己的同类配对并进行几轮互动。被试者会被分配为猜测一

    致方或猜测不一致方中的一个角色。在每一轮游戏中，被试者必须选择猜测硬币

    在左边还是在右边。猜测一致方只有在自己与对方的选择(左或右)一致时才会

    得到奖励。而猜测不一致方只有在与对方的选择相反时才会得到奖励。两者受到

    的奖励程度是不同的，如图2–4所示。在这个不均衡的奖励机制下，猜测一致方

    只有在猜对双方都是左边的情况下才可以拿到4个积分以换取苹果(人类的话则

    是现金奖励)，但在猜对了右边时只能获取1个积分。猜测不一致方在猜对双方

    选择不同时的奖励不论何时都是2个积分。

    我们可以用博弈论来分析这种类型的互动。为了赢得游戏，需要明确的第一

    件事情是，每个被试者需要尽可能地做到“深不可测”。你的优先选择是不能让对

    手猜到你的下一步选择，你需要表现得很随机。为了帮助理解，首先让我们切换

    到猜测一致方的立场上进行思考。不论猜对硬币在左边还是在右边，对方只能获

    得2个积分，所以你只要抛枚硬币就可以做到随机化，如果是正面就选择右边，是反面则选左边。这代表你选择左右的概率各为50%，那么对手就不再能够预测

    到你的选择。而如果你偏离了这50%的概率，你的对手就有可能频繁地看透你的

    选择。现在让我们再切换到猜测不一致方的立场上：如果你现在放一枚硬币，而

    猜测一致方会倾向于猜测硬币在左边，因为这样他可以拿到4个积分而不是1个，所以你需要一直以80%的概率选择硬币在右边。因此，一个智慧而理性的被试者

    在博弈中成功的预测策略是，猜测一致方要做到随机化的猜测，以50%的概率选

    择左边，而猜测不一致方则要随机化为一直以20%的概率选择左边。这种结果被

    称为纳什均衡理论。可以通过简单地改变猜测在左边还是在右边的一致或不一致

    的奖励程度来调整选择左边的概率。图2–4 猜测一致方与猜测不一致方在不对称的猜硬币博弈中获得的奖励。每个被试者需要选择在左边还

    是在右边。每个单元格的灰色阴影区域是猜测不一致方的奖励，而猜测一致方的奖励则是在单元格中的

    白底区域。猜测一致方选择在左边(4个积分)而不是右边(1个积分)时会得到更高的奖励，而猜测不

    一致方无论如何都会得到相同的奖励

    一个由来自加州理工学院与京都大学的成员组成的研究团队测试了6只黑猩

    猩与2个成年人小组：来自非洲几内亚共和国博苏地区的黑猩猩与日本大学生

    们。当黑猩猩参与变化了的奖励不对称的猜硬币博弈时(见图2–4)，其结果与

    预测的基本相同，符合纳什均衡理论。然而人类持续又系统地偏离了预测，在担

    任猜测不一致方时表现得尤其不佳。这种偏离“理性”的现象与此前测试人类理性

    的结果一致，与黑猩猩相比偏离将近7倍。此外，研究者对多轮比赛的反应模式

    进行详细分析后发现，根据近几轮情况和奖励的不同标准(如从猜测一致转为猜

    测不一致的结果时)，黑猩猩会更迅速地回应对手。至少在这个博弈中，黑猩猩

    在个体学习与战略预测上似乎比人类做得更好。[20]

    猿类的这种表现不是偶然现象。研究团队还在其他两个版本的博弈中用不同

    的奖励标准进行了测试。在这两个版本的博弈中，黑猩猩测出的结果也接近纳什

    均衡理论。这意味着黑猩猩可以发展出博弈论这种所谓的“混合策略”，即做到一

    定概率上的随机化，而这是人类普遍做不到的。

    最后一种体现人类表现不佳的观点来自对参与者做出反应时间的分析，测试

    参与者从一个回合开始直到做出选择的反应时间。黑猩猩与人类在担任猜测不一

    致方时所耗费的时间都比担任猜测一致方时的时间长。但是，人类在整体上耗费

    的时间比黑猩猩更长，就好像是在努力试图抑制一种自动反应一样。

    这种模式可能反映出人类认知中的一个大漏洞：(为了猜测一致而做的)无

    意识的模仿。在猜硬币与诸如“剪刀石头布”的其他游戏里，参与者经常无意中在

    对手出手前的一瞬间暴露他或她的选择。看到对方举措的一瞬间可能会使动作稍

    迟的一方有更大的胜率。猜硬币博弈的实验结果表明：对于猜测一致的参与者，依靠模仿是可以获胜的。但对猜测不一致的参考者来说，依靠模仿只会让他输得

    更多，因为他们有时会不自觉地模仿对手的选择。[21]

    其原因在于，人类更倾向

    于无意识地进行模仿。黑猩猩似乎不会在认知上受到这样的“干扰”，至少没有达到如此程度。

    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通过对比人类与猿类认识到，我们是一个聪明的物种，却没有聪明到可以解释我们在大自然取得的成功。我还

    有大量的基于统计学、概率论、逻辑学以及合理性方面的测试本科生基准判断力

    与决策的心理学和经济学的文献。在多数情况下，人类会习惯性地造成系统性的

    逻辑错误，也经常会产生错觉，错将因果性认为是随机过程，以及给予具有不同

    重要性的事情同等重视。人类不只是系统地缺乏这些标准的判断基准，在这些实

    验结果上，我们甚至不如鸟类、蜜蜂和啮齿类动物等物种。有时候，人类还会做

    出更糟糕的事情。[22]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陷入诸如赌徒谬误、协和谬误(或沉

    没成本谬误)以及热手效应的困扰。赌徒们往往相信他们的赌博行为是一种“义

    务”(实际上并不是)，正在观看一部糟糕影片的观众明明知道可以用余下的时间

    去做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比如睡觉)，但是仍然会选择继续看完电影，篮球运

    动中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这种球员手感火热的现象，而实际上这只跟他们的投篮

    命中率有关。与此同时，像老鼠、鸽子或其他动物就不会陷入这种推理谬误，因

    而在遇到各种情况时往往也能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假如人类真的是这么一群“傻瓜”的话，又该如何解释我们取得的成功？为什

    么我们看起来很聪明？我将在接下来的15个章节中回答这些问题。但在此之前，我要提出一个问题，即我们在被剥去文化知识后，是否仍然能够激发大脑与智

    力，并依靠狩猎采集生存下去呢？

    [1] 参阅Vitousek et al. 1997 and Smil 2002, 2011。另参阅http:www.news-tatesman.comnode147330。

    感谢金姆·希尔提供了这一资料。

    [2] 这里所指“成功”的意思是，人类在不同的全球环境中取得的生态成功，即能量的捕获。

    [3] 关于造成这些灭绝的外力因素还有许多争论，包括人类将疾病传染给巨型动物的假说。然而，总

    的来说，人类似乎是通过直接狩猎、诸如火灾(澳大利亚旷日持久的火灾)的间接影响，以及其他的生

    态干扰(与其他顶端食肉动物的竞争)共同作用下对灭绝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参阅Surovell 2008 and

    Lorenzen et al. 2011。

    [4] 当然，工业化社会对地球造成的影响的巨大程度和迅速程度在人类的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Smil

    2011)。

    [5] 关于蚂蚁的材料引用自H?lldobler and Wilson 1990。

    [6] 参阅discussion in Boyd and Silk 2012。因为在进化历程中，我们的全球扩张发生在相对近代的时

    期，所以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形成遗传变异。

    [7] 参阅Dugatkin 1999 and Dunbar 1998。

    [8] 人类的“智慧”是这一物种取得成功的关键，这一观点非常流行(Bingham 1999)。然而，最近，这些观点出现在一些发展心理学家的研究中，如Barrett, Tooby, and Cosmides(2007)and

    Pinker(2010)。“随即”一词引用自Pinker, “即兴智慧”引用自Barrett et. al。更多的讨论参阅Boyd et. al.

    2011a。

    [9] Pinker 1997：184.

    [10] 这个观点比较普遍，最新研究请参阅E. O. Wilson(2012)and D. S. Wilson(2005)。

    [11] 除非另做说明，否则我通常会以常识性的方式使用“智慧”一词。智慧是个体的特征，让他们能够为难题寻找更好的新解决方案。一个人越聪明，他就越能够为自己的问题或挑战设计出更好的解决方

    案，包括以前无法识别的问题。我们通常不会把模仿其他人的行为作为我们“智慧”的一部分能力。例

    如，在学校进行的智商测试或任何类似的测试，都禁止儿童使用他们首选的文化学习策略(参阅第4章)

    ——模仿全班最聪明的同学的答案。同样地，群体也可以拥有群体智慧，旨在衡量群体解决问题的能

    力。这不需要以任何直接的方式反映其个体成员的智慧(Woolley et al. 2010)。群体智慧也不包括从其他

    群体模仿来的解决方案。因此，我们应试图将文化学习策略作为一种智慧，而不是一种常见的做法。

    [12] 这些发现引用自Herrmann et. al. 2007, 2010。在引用这组数据时，我将焦点集中在与我的观点相

    关的结果上，并且没有引用与沟通或心理能力有关的发现。这些发现只会进一步强调本书的整体论点。

    [13] 实际上，在空间测试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其表现会稍有改善。年长动物的表现略好一些

    (Ester Herrmann, pers. comm., 2013)。

    [14] 我们应该考虑这项研究的三个问题(De Waal et al. 2008)。首先，猿类在社会学习中可能处于不

    利地位，因为这些任务中的演示者总是人类，不管参与者的物种如何。但是，迪安等人(2012)的研究

    显示，使用同类的演示者不会缩小人类与黑猩猩在社会学习中的差距。其次，猿类参与者并非纯野生，而是野生的孤儿，随后被转移到猿类避难所，并被纳入混合的社会群体。这意味着：(1)它们已经广泛

    接触到人类；(2)它们不用面对粮食短缺或被捕食的威胁。虽然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之前的研究表

    明，猿类如果可以更多地与人类接触，以及生活在更安全的环境中可以提高认知能力，尤其是社会学习

    (van Schaik and Burkart 2011, Henrich and Tennie, 即将出版)。此外，这些避难所提供了可以接近热带雨

    林的社会群体，它们在那里生活了大部分时间。最后，也许猿类(那些不在母亲身边的)更加害羞或更

    不确定，导致令人不太印象深刻的结果。赫尔曼等人为了考察这种害羞而评估了“抑制”与“性格”。这些结

    果表明，人类不仅比猿类更加(而不是更少)地抑制自我，而且评估出来的性格和抑制与社会学习的表

    现无关。我们还不清楚为什么这种差异只能在社会学习任务中体现出来，而不是在所有其他测试中。

    [15] 参阅Fry and Hale 1996 and Kail 2007。

    [16] 参阅Inoue and Matsuzawa 2007。

    [17] 参阅Silberberg and Kearns 2009 and Cook and Wilson 2010。

    [18] 人们无疑会抱怨，因为黑猩猩每次答对都获得了零食奖励，学生们答对了却没有收到零食(因此

    他们可能缺乏葡萄糖)。人们也会认为，阿玉木显然是一个冒名替代者，想出了一些秘密的获胜方式，而其他黑猩猩都没有进行模仿。Humphrey(2012)提供了一个关于这项研究的有趣讨论。

    [19] 参阅Byrne and Whiten 1992，Dunbar 1998 and Humphrey 1976。

    [20] 参阅Martin et al. 2014。黑猩猩的纳什均衡平均差异为0.02，人类是0.14。

    [21] 参阅Cook et al. 2012, Belot, Crawford, and Heyes 2013, and Naber, Pashkam, and Nakayama 2013。

    [22] 关于心理学与经济学的启发式教育以及偏向性, 参阅Gilovich, Griffin, and Kahneman 2002,Kahneman 2011, Kahneman, Slovic, and Tversky 1982, Camerer 1989, Gilovich, Vallone, and Tversky 1985, and

    Camerer 1995。有关我们能如此良好地适应环境是因为我们的非理性这一问题，请参阅Henrich 2002 and

    Henrich et al. 2001a。有关非人类的研究，请参阅Real 1991, Kagel, McDonald, and Battalio 1990, Stanovich

    2013, and Herbranson and Schroeder 2010。第3章

    迷失的欧洲探险家1845年6月，英国皇家海军舰艇“厄瑞波斯号”以及“特罗尔号”在约翰·富兰克

    林爵士的指挥下，从不列颠群岛启航，开始了寻找传说中的西北航道之旅。这是

    一条可以连接西欧与东亚并激活双方贸易的航道，堪称19世纪版“阿波罗登月计

    划”。为了与俄罗斯角逐加拿大北极地区的控制权以及扩大英国全球范围内的领

    土，英国海军部为富兰克林爵士这位航海经验丰富、此前曾到过北极地区的海军

    将领，配备了两艘接受过北极地区实地检验的强化版破冰船。这两艘船配备了当

    时英国国内最先进的蒸汽船技术，以及可以收缩的螺旋桨、方便随时拆卸的船舵

    等。船体还安装了软木隔离装置、燃煤型内部供热机与海水淡化机、可以保障5

    年供给的食物——其中包括数万罐罐装食品(当时罐装技术是最先进的食品包装

    技术)，以及藏有1 200卷图书的藏书室。这支前往冰雪覆盖的北方探险的船队，为忍受酷寒的北极冬天可谓准备充分。[1]

    不出所料，这支探险队的第一次探险活动因为被困在北极圈以北600英里[2]

    的德文岛附近的浮冰群而搁浅。他们成功地在冰冻的海面上熬过了10个月后，随

    着海面逐渐开始解冻，探险队沿着搜寻威廉王岛的航道再次向南方航行，至该年

    9月，他们再一次被冻在了浮冰群上。但是这一次，直到来年夏天浮冰群仍旧没

    有解冻的迹象，所以他们只好在那里又停留了一年。富兰克林在此期间离开了人

    世，他的船员们既要忍受食物与燃煤供给的渐尽，又要面对环境险恶的浮冰群。

    1848年4月，在海上滞留了19个月后，他们的副船长、一名有经验的长官克洛泽

    命令他的105名船员彻底弃船，并前往威廉王岛扎营 (本d书fen享搜索'雅书)。

    没有人知道在这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可以确定的是，所有人都在不久后

    死去。从考古学证据与当地因纽特人的记述中可以看到，许多人在不同地点发出

    了救援信号。这表明船员们各自走散，其中一些往南迁徙，并且时常发生食人行

    为。一份报告显示，一群因纽特人遇到了一队饥饿的船员，并为他们提供了海豹

    肉，但因纽特人看到船员们在搬运人体四肢后很快离开了他们。船员们的遗骸被

    发现在岛上的几个地区。据谣传，克洛泽一直往南走到了齐佩瓦，他为了躲避食

    人惨案的耻辱在那里度过了余生，但这一传言从未被证实。[3]

    为什么这些人没能生存下来，而当地人却能在同样的环境中生活得很好呢？

    威廉王岛位于奈特斯利克部落的中心地区，因纽特人就像富兰克林的船员一样，会在浮冰群上过冬，到了夏天再回到岛上生活。冬天，他们住进雪屋并且使用鱼

    叉来猎捕海豹。夏天，他们住在帐篷里，使用以复杂工序组合起来的弓箭猎捕驯

    鹿、麝牛与飞鸟，坐在独木舟上用鱼叉(三叉尖形状的鱼叉，见图3–1)捕捉三

    文鱼。威廉王岛上的一个大港口在奈特斯利克语中被称为“Uqsuqtuuq”，意为“丰

    厚的肥肉”(海豹肉)。[4]

    对奈特斯利克人来说，这座岛屿上充满了食物、衣

    服、住所与能制作成各种工具的材料(浮木)。

    富兰克林手下105名大脑发达且干劲儿十足的船员面对的环境，是人类已经

    居住了超过3万年的地方。这些船员在北极待了3年时间，其中有19个月被困在了浮冰群上。他们在食物逐年减少的情况下，曾试图运用自己的智慧在险恶的环境

    中求生。这些船员彼此都非常了解，在船上经历了艰难的时光后，他们结成了一

    个目标一致并紧密团结的共同体。在奈特斯利克地区，105个人与一个规模较大

    部落的人口相当，而这队人甚至无须担心照顾老幼的问题。可是，这些船员最终

    还是被险恶的环境击溃，永远留在了因纽特人的故事中。

    图3–1 奈特斯利克地区用来捕鱼的鱼叉头部。鱼叉头部是用驯鹿的角制作的。1903—1906年罗尔德·阿

    蒙森在威廉王岛期间收集到了这个鱼叉

    富兰克林的船员们没有成功存活下来的原因，是人类在面对新环境时，无法

    像其他动物那样去适应环境，或者不能依靠个人智慧去适应环境。105名船员中

    居然无人知晓，怎样利用在他们扎营的威廉王岛西海岸随处可见的浮木制作反曲

    弓。反曲弓是因纽特人在围捕驯鹿时最常用的工具。船员们还缺乏各种关于如何

    建雪屋、滤制饮用水、猎捕海豹、制造独木舟、捕获三文鱼以及缝制防寒服的文

    化知识。

    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若想在威廉王岛上生存下去，必须掌握的因纽特文

    化习俗。为了猎捕海豹，首先要学会在雪地上寻找它们的透气口。寻找被雪覆盖

    的透气口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海豹在听到动静后会溜走。在找到透气口后，需要

    打开洞口并用嗅觉来检测它是否还在使用(那么，你熟悉海豹的味道吗)。随后

    要使用从驯鹿角上取下来的一种特殊曲面的鹿角来平整这个洞口。完成以上步骤

    后，用积雪遮盖洞口，在上面留下一处间隙安上一个提示装置，让海豹进入洞口

    时会触碰到这个装置，而你要在那一瞬间用尽全力插入鱼叉。一般来说，鱼叉的

    长度大约在1.5米，尖端拴着可以拆卸的编织好的筋线。你可以用浮木制作的弓来

    猎捕驯鹿，以得到平整洞口的鹿角。鱼叉的叉刃由异常坚硬的北极熊熊骨制成

    (所以你还需要知道如何猎杀北极熊，最好能找到熊窝并捕杀它们)。在刺中海

    豹后，你还需要同它进行一次角力比赛，将它拉上冰面，最后用鱼叉结束它的生

    命。[5]现在你终于抓到了一只海豹，但是必须把肉煮熟才能进食。显然，在这样一

    个高纬度的地方是没有什么树木可以作燃料使用的，而使用稀少的浮木作为生火

    材料则显得代价太过高昂。为了求得稳定的火源，你需要从鸡血石中刻出一个灯

    笼来(你知道鸡血石长什么样子吗)，再从鲸脂中提炼出一些鲸油来点燃灯笼，你也需要若干长毛砂藓来制作灯芯。同时你还需要饮用水，而浮冰是被冻住的海

    盐水。你要通过颜色与纹理辨认出古海水，以及为了融化它们，要确保你的灯笼

    里有足够的鲸油。

    以上提及的这些生存技能仅仅是生存于北极地区应掌握的文化知识中的冰山

    一角。我甚至还没有提到怎样制作篮子、拦鱼工具、雪橇、防风镜以及药物或鱼

    叉(见图3–1)，更不用说对于北极气候，特别是雪天、冰冻条件下使用雪橇安

    全出行的知识。

    仅就此而言，因纽特人非常了不起。或许是我要求太高，没有谁可以被困在

    北极地区生存两年之久。毕竟，人类是一种起源于热带的灵长类动物，而威廉王

    岛上的平均气温却在–35℃~–25℃之间，在19世纪中叶甚至可能更低。然而，在

    富兰克林探险队前后，分别有两支探险队也困于威廉王岛上。尽管他们比富兰克

    林探险队的人数少很多，设备也不齐全，但他们成功地生存了下来。那么，他们

    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6]

    在富兰克林探险队进入北极的15年前，约翰·罗斯与22名船员放弃了他们

    的“维多利亚号”，登上了威廉王岛。在这个岛上的3年时间里，罗斯等人不仅存活

    了下来，并且还对这个地区进行了探索，包括对这个岛屿的磁极定位。罗斯的成

    功不足为奇：因为他依靠了因纽特人。尽管他不太喜欢与人打交道，最终还是勉

    强与当地人结为好友，并且维持了交易关系，甚至还为一名瘸腿的因纽特人制作

    了木质假腿。罗斯惊讶于因纽特人制造的雪屋、用途繁多的工具以及保暖效果惊

    人的防寒衣物。他积极地学习因纽特人猎捕海豹、追踪动物以及用雪橇狗出行的

    方法。作为回报，因纽特人从罗斯那里学会了如何在正餐中正确使用刀叉。罗斯

    收集和记录了大量关于因纽特人的民族资料，在一定程度上说，他为了生存必须

    与他们保持良好关系。在停留期间，罗斯在日志中曾担心因纽特人长时间的失

    踪，但又发现他们回来的同时带回了180磅[7]

    的鱼、50张海豹皮、熊、麝牛、鹿

    肉以及饮用水等。他还惊讶于因纽特人强健的体格与充沛的精力。罗斯的雪橇探

    险队中总是夹杂着因纽特人，不管是作为导游、领队、猎人或盖建庇护处的工

    匠。在英国海军部以为他死亡的4年时间里，罗斯一直在想办法与生存下来的19

    名船员返回英国。在1848年，罗斯试图模仿因纽特人的设计重新制作雪橇，并在

    登陆这座岛屿去寻找失踪的富兰克林探险队时派上了用场。这些雪橇在后来的英

    国探险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半个世纪后，罗尔德·阿蒙森也在威廉王岛度过了2年时间，并且在北极地区

    待了3年。依靠他整修过的捕鱼单桅帆船，他成为欧洲第一个成功穿越西北航道

    的人。在吸取了罗斯与富兰克林的教训后，阿蒙森立即找到了因纽特人并且向他们学习了制作毛皮衣服、雪橇以及猎捕海豹的方法。之后，他在南极探险期间充

    分运用了这些技术与方法并击败了他的对手罗伯特·司考特。挪威人阿蒙森在赞扬

    因纽特人的衣服在–53℃依旧能维持保暖性时写道：“在这些地区的冬天里，因纽

    特人的衣服要远胜于欧洲人的衣服。但是你必须全部穿上或者干脆不穿，与欧洲

    人的衣服混穿是不明智的选择……当穿上他们的衣服时，你会感觉到无比的舒适

    与温暖(与羊毛比起来)。”阿蒙森对因纽特人的雪屋也写过类似的赞扬(更多内

    容见第7章)。当他终于决定用木质材料来换取金属制的雪橇滑板时，他写

    道：“没有人能在这方面做得比因纽特人还要好，滑板像是涂了一层黄油一样光

    滑。”[8]

    富兰克林探险队是诸多迷失的欧洲探险家档案中的第一个例子。[9]

    这些故事

    通常都会有如下典型情节：一群不幸的欧洲或美洲探险家在探险中发现自己走丢

    了，与外界失去了联系，或者发现自己被困在了一个看起来不那么友好的地方。

    最终他们粮食耗尽，也越来越难以寻得食物与水。他们衣衫褴褛，更找不到藏身

    之处。这时疾病往往也会随之而来，导致他们继续探索的动力迅速降低。食人行

    为在绝境之中经常发生。这些案例最具启发意义之处在于，在探险队员的补给品

    耗尽之前，他们将不得不面对“险恶”环境尝试各种求生的方法。不幸的是，这些

    探险家没能幸存下来。其中有些人得以幸存是因为受到了当地原住民的帮助，包

    括为他们提供食物、住所、衣物、药物以及各类生存信息。通常这些原住民在这

    种恶劣的环境中生活了数百年乃至数千年时间。

    这些例子告诉我们，人类之所以能够在陌生环境中存活下来，依靠的既不是

    其寻找食物与栖息地的能力，也不是一个人在面对危机时展现出的随机应变的问

    题解决能力。我们能够生存下来的原因在于，在经过几代人的积累后，文化演进

    的选择过程中出现了文化适应，包括工具、实践、技术等。即使是一群具有高度

    合作化特性的个体也不可能在短短几年之内完成这些事情。此外，这些承载着文

    化选择的人，经常弄不清这些文化知识的运作原理，以及更有效地使用它们的方

    法。在第4章中，我将会列出在几代人的积累下建立的这些文化适应过程中的基

    本要素。

    在此之前，让我们再次走近迷失的欧洲探险家们的档案，以确保富兰克林的

    北极之旅并不是一个特殊的、极具挑战性的例子。伯克与威尔斯的探险队

    1860年，从墨尔本北部到卡奔塔利亚湾，当欧洲人第一次完成横穿澳大利亚

    之行启程返回时，有4个探险家发现他们几乎耗尽了三个月的供给并且越来越被

    迫地需要想尽一切办法寻找食物。探险队的领队罗伯特·伯克(前警务督察)和副

    指挥官威廉·威尔斯(验船师)、与查尔斯·格雷(一名52岁的水手)和约翰·金

    (一名21岁的军人)一起，迫不得已地吃掉了他们的骆驼和马，其中包括特意为

    此次沙漠之旅准备的6只进口骆驼。马肉与骆驼肉成为他们的食物补给，但这同

    时意味着他们在此后的旅行中必须丢掉随行装备。此后，格雷越来越虚弱、盗食

    了所剩无几的食物，并在不久后死于痢疾。最后，剩下的三个人回到了最初的集

    结地——一个位于古柏斯溪的探险补给站，他们期待着在那里可以见到留下来的

    队员们，以及剩下的丰富的补给品。然而，留在这里的队员们同样因为疾病、受

    伤以及供给短缺而死去了。伯克、威尔斯和金就这样失去了他们，但是这三个人

    设法获取了一些被埋藏起来的补给物。疲惫一如既往，伯克决定不再前往南方去

    寻找余下的队员们，而是顺着古柏斯溪一路西行，向150英里以外的无望山行进

    (没错，确实是一座令人心生绝望的山峰)，在那里有一个大牧场与警察哨所。

    离开集结地不久，仅剩的两只骆驼也死掉了。这使他们困在了古柏斯溪一带，因

    为他们既不能用骆驼运水，也没有任何可以在内陆获取水资源的知识。这三个人

    没能穿过在这条小溪与无望山哨所之间的最后一片沙漠。[10]

    囿于困境之中，而且最新补充的补给品也快用完时，这些探险家试图平和地

    接近当地的原住民——雅德鲁万德哈人。这些原住民赠予了他们鱼肉、豆子以及

    一些蛋糕，探险家们认为这些蛋糕是由一种叫作大柄苹的“种子”(科学地讲，这

    其实是一种孢子果)制成的。当和雅德鲁万德哈人待在一起时，三个人进行了一

    些观察，却也无助于他们的捕鱼技能与设置陷阱技术的提高。他们在蛋糕上受到

    了启发，并开始搜寻大柄苹种子的来源，他们相信这些种子一定来自某一种树。

    经过一番搜索以及数次失败后，三人最终走进了一片被大柄苹覆盖的平地。他们

    这才发现，大柄苹其实是一种三叶草状的半水生植物，而不是某种树木。一开

    始，他们只煮熟了这些孢子果，但是后来他们“发现”(而非制作)了一些磨制石

    器，并且运用了从雅德鲁万德哈妇女那里偷学来的蛋糕制作方法。他们捣碎了这

    些种子，把它们制成了粉，并且烘焙出了大柄苹面包。

    这可以算是他们在这场困境中的一个巨大成就，因为这表明他们终于获得了

    可靠的食物来源(见图3–2)。他们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都在收集并食用大柄

    苹，直到最后，大家变得越来越疲惫，并且时刻遭受着肠胃的剧痛。尽管大柄苹

    面包具有足够的热量(根据威尔斯的日记，他们每天食用4~5磅)，但是他们的

    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威尔斯写下了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他首先描述了由于

    大柄苹引起的肠胃不适问题：我根本讲不清楚这种大柄苹，它势必不能以任何形式与我的身体兼容。

    可我们现在却沦落到只能靠这个维持生命了，我们每天都要吃掉4~5磅。大柄

    苹导致我们有巨大的排便量，甚至似乎远远超过了我们每天摄入的面包量，而且这些东西在我们吃进去前与被排出体外时相比，形状几乎没有变化……

    不吃这些大柄苹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对于我们这样身体虚弱、动弹不得的人

    来说，吃这些东西还是能在食欲上给予我们极大的满足。[11]

    图3–2 一幅描绘伯克、威尔斯以及金在古柏斯溪挣扎求生的图片。司考特·墨尔本画的这幅图为《威尔

    斯日记》中的插图

    伯克和威尔斯在写下这本日记后的一周内双双死去。只有金继续设法求助于

    雅德鲁万德哈人，而且被他们接纳了，他们给予他食物，并教会他建造避难所的

    方法，这使得金独自一人成功地幸存了下来。三个月后，金终于被一支救援队发

    现并随他们回到了墨尔本。

    那么，伯克和威尔斯为什么会丧命呢？

    像许多狩猎采集者使用的植物那样，大柄苹既难以消化，还是一种有毒的植

    物，除非对其进行合理的加工处理。未经处理的大柄苹在进入人体后，仅有部分

    会被消化掉，并且这种植物还包含了大量的硫胺素酶，这种酶会耗尽人体中的硫

    胺素(维生素B1)。硫胺素含量过低会使人患上脚气，也更容易出现疲劳、肌肉

    萎缩以及体温过低的症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原住民对大柄苹有着传统的加工

    处理工序，使其变成一种无毒的可食用植物。他们第一步会磨碎大柄苹，并用大

    量的水过滤这些粉末，这一步骤提高了大柄苹的可消化性、减少了其中包含破坏维生素B1的硫胺素酶凝聚物；第二步，在制作蛋糕过程中加热大柄苹粉时，他们

    会把大柄苹粉直接暴露于灰尘之中，使pH值(氢离子浓度指数)降低，这同样可

    以分解硫胺素酶；第三步，用蚌壳掺进大柄苹的面糊中，这样可以限制硫胺素酶

    通向有机基质的进程，这是硫胺素破坏反应充分发生的必要条件。而没有运用原

    住民制作大柄苹面包的方法则意味着，这不幸的三个人在试图填饱肚子的同时实

    际上是在慢性自杀。[12]

    如此细致而精妙的解毒技巧在这些原住民社会中十分常

    见，在本书如下章节中我们将见到更多的案例。

    由于大柄苹会引起肠胃不适，再加上衣不遮体，以及他们也没有能力建造合

    适的避难所，这三个人遭受了寒冬的苦难。衣物的缺乏使他们的身体暴露在恶劣

    的天气中，他们身体状况的恶化加速了其死亡。虽然有过几次向原住民学习生活

    技能的机会，就像罗斯与阿蒙森那样，但是由于伯克暴躁的脾气以及对雅德鲁万

    德哈人缺乏耐心而错失良机。有一次，雅德鲁万德哈人在赠予他们礼物后，希望

    得到一些回报，伯克竟然朝雅德鲁万德哈人的头顶开了一枪，此后雅德鲁万德哈

    人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多么恶劣的行径!

    如果澳大利亚荒漠中发生的故事仍显得有些极端，那么我们的智力或已经进

    化的本能或许可以让我们在亚热带气候地区生存得更好吧!让我们再次深入了解

    迷失的欧洲探险家的档案。纳瓦埃斯探险队

    1528年，在坦帕湾(佛罗里达)北部，潘菲洛·纳瓦埃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

    误。他错误地将探险队分为两队，自己带领300名西班牙征服者前往内陆寻找传

    说中的黄金城，而让余下的船队继续驶往坦帕湾，并约定在那里会合。他们在北

    佛罗里达沼泽地与灌木丛中流浪了两个月后(不幸的是，他们并没有找到黄金

    城)，在原住民不可靠的指引下，强悍的征服者企图前往南方去寻找他们的船

    队。然而，尽管他们用尽全力试图穿过沼泽地带，但最终还是没有找到他们的船

    队。由于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到集结点会合，余下的242名船员(其中50多人已经

    丧生)重组了5艘船，计划驶向墨西哥湾沿岸的西班牙港口。

    不幸的是，这些征服者严重低估了去往墨西哥途中的困难，他们组建的这些

    粗糙的船体在墨西哥湾的障壁岛上搁浅了，走散的西班牙船员们时刻处于饥荒之

    中，食人惨案也时有发生，直到他们被得克萨斯湾地区居住很久的性格平和的原

    住民——卡兰卡瓦人所救。记录表明，在卡兰卡瓦人的帮助下，幸存者重新前往

    墨西哥，直到饥饿再次使他们陷入困境。但是不管怎样，一部分人掌握了寻找食

    物的诀窍，他们从当地人那里学会了收割海草与牡蛎的方法。有趣的是，这些陷

    入困境的西班牙人，与后来的那些欧洲人一样，经常将卡兰卡瓦人描述为高大、强壮并且健康的样子。其实，只要你掌握了狩猎采集的方法，那里就是一片资源

    丰富之地。

    虽然绝大多数船员死于饥饿，但仍然有一部分西班牙人与一名摩尔人奴隶成

    功到达了卡兰卡瓦人最集中的中心地区。死里逃生的西班牙人即刻成为卡兰卡瓦

    人的奴隶，并且被迫去做很多女性需要做的事情。在北美原住民那里，男性承担

    女性角色的情况并不罕见。而对于被征服者来说，这意味着他们需要做很多辛苦

    的工作，比如挑水、砍柴以及其他不是很令人愉快的事情。

    在散居的狩猎采集原住民群体中度过了若干年后，在每年一度收获刺梨的季

    节，4个纳瓦埃斯的船员聚在一起设法逃走。这段时期是当地原住民聚在一起庆

    祝的节日。在原住民兴奋之余，4人逃出了那个地方。在一段漫长而迂回的路途

    中，他们行走在墨西哥与得克萨斯州不同民族之间，充当起了治疗者与巫师的角

    色，最后终于成功地找到了返回新西班牙(墨西哥)的路，这时距离他们从佛罗

    里达出发已经过去了8年时间。[13]

    这4个人为了生存，适应了美洲原住民社会，并设法扮演被重视的社会角色。落单的女人

    我们可以将这群经验丰富、坚韧不拔，但常发现自己被困在新环境中苦苦挣

    扎的欧洲探险家，与一名独自生存了18年的年轻女性原住民进行对比。离洛杉矶

    海岸70英里、距离最近的陆地30英里的地方，多雾、荒芜、海风吹拂的圣尼古拉

    斯岛上曾经居住着一些原住民，他们与其他海峡群岛和海岸的原住民进行贸易往

    来。到1830年，这个岛上的人口呈现下降的迹象，部分原因是，科迪亚克狩猎采

    集者为了猎捕海獭，从俄罗斯控制下的阿留申群岛前往该岛并对当地原住民进行

    屠杀。1835年，来自圣巴巴拉的西班牙传教士派出了一艘船试图把余下的岛民转

    移到内地的传教区。在一次匆忙的撤离中，一名20多岁的女性原住民为了寻找她

    失踪的孩子，离开了救援船。最终，为了躲避即将到来的暴风雨，这艘船将她独

    自留在岛上后离开了，由于厄运的捉弄，她大概(但没有完全)被遗忘了。

    这个被抛弃的女人，依靠着捕食海豹、贝壳类生物、海鸟、海鱼以及各种根

    茎类植物独自生存了18年。她为了应对疾病与紧急情况，在岛上不同地方都储存

    了干肉。她把骨头削制成了针头、锥子、捞贝壳的鱼钩，还用筋制作了钓鱼线。

    她用鲸的骨头制作了栖息地并且在洞穴中躲避暴风。在搬运水源方面，她神奇地

    编织了一个不会漏水的篮子，这种篮子常见于加拿大原住民中。衣着上，她用海

    鸥皮与羽毛缝制了防水的短上衣，还编织了草鞋。当最终被找到时，她被描述

    为“身体条件极好的”“迷人的”“脸上没有皱纹的”女性。在克服了最初的恐惧后，这个落单的女性还为搜寻队员们准备了晚餐——她当时正在烹饪的食物。[14]

    与迷失的欧洲探险家相比，这简直是天壤之别。一个仅仅依靠着从先辈那里

    累积的知识的落单女性独自存活了18年，而装备精良以及资金状况良好的探险队

    却在澳大利亚、得克萨斯州以及北极地区苦苦挣扎。这些不同的故事证明了人类

    适应性的本质。我们自古以来便依托这种累积起来的大量文化知识，沉浸在这样

    的文化输入中。若没有通过文化传播获取如何寻找并处理可食性植物、用可行的

    材料制作工具、成功避免种种危难的知识的话，我们不会比狩猎采集者坚持更

    久。尽管我们的大脑可以获取一些信息，但我们仍不能像进化史上那些以狩猎采

    集为生的祖先一样在险恶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我们的祖先在自然选择下形成了合

    作倾向与认知能力，对于人类来说，这些遗传演进的心理适应很不充分。既非我

    们的智力也非特殊的心理能力激活了我们从有毒的植物中筛选出可食用的植物，以及制作船舶、骨锥、雪屋、独木舟、鱼钩与雪橇的方法。尽管狩猎、服装和取

    火在人类进化进程中至关重要，但是探险家们所持的金属机械在被用来寻找被积

    雪盖住的海豹透气口、制作射弹或生火时不能提供任何有用的帮助。

    人类的独特之处，及其在生态系统的支配地位，是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文化演进过程中形成的文化适应造成的。如上几个例子中，我强调了这些文化适应所

    包括的找寻及煮熟食物、定位水源、烹饪以及游历需要的工具与专门知识等。但

    是随着历史的推进，人们将会弄清的一点是，文化适应同样包括我们如何思考、我们的偏好以及能做到什么这样的内容。

    在第4章中，我将阐述进化论是如何成功地建构出对文化的理解的。一旦知

    晓了我们从别人那里学习的能力，我们将会看到复杂的文化适应，包括工具、武

    器、食品加工技术以及规范化、机构化与语言，是何以在不依靠任何人的情况下

    逐渐出现的。在第5章中，我将探讨文化适应的出现如何推动遗传进化，引导我

    们走向了文化–遗传共同演进的崭新道路，最终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化物

    种。

    [1] 我对富兰克林探险队的描述引自不同来源的文献(Lambert 2009, Cookman 2000, Mowat 1960,Woodman 1991, Boyd, Richerson, and Henrich 2011a)。Lambert提到了“阿波罗登月计划”。

    [2] 1英里=1.609 344公里。——编者注

    [3] 富兰克林探险队一直以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研究表明，铅中毒和食物中毒都与食用新的罐头

    食品有关，这可能会对获得真相做出贡献。通过对探险队遇难成员遗体的研究，基本可以排除铅中毒的

    假说，铅中毒只为探险队员的死亡做出了微弱的贡献。食物中毒假说没有得到良好的旁证，虽然这个说

    法并不是不可信。如果探险队员们采取的是因纽特人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些由罐装食品引起的维生素C缺

    乏症都将不成问题。罗斯与阿蒙森的船员们在这方面依赖了因纽特人的食物，所以做得更好。

    [4] 引用自Boyd, Richerson and Henrich 2011a。

    [5] 同上。

    [6] 值得注意的是，威廉国王岛的西边，是奈特斯利克地区众所周知的生产力低下的地区，比岛上或

    附近地区的生产力都要低(Balikci，1989)。然而，三位探险家——富兰克林、罗斯和阿蒙森——都在

    相似的地方结束了探险，而富兰克林的队员们找到了当时罗斯立下的石碑。此外，根据因纽特人的证言

    以及考古遗骸表明，富兰克林的队员们最终分散在不同的地区，并在岛屿岸边徘徊(Woodman 1991)。

    [7] 1磅=0.453 6公斤。——编者注

    [8] 关于服装、雪橇以及雪屋的论述分别引用自Amundsen 1908: 149, 156, and 142。

    [9] 罗布·博伊德发明了这个标签。

    [10] 这些材料均引自有关Burke and Wills的不同材料，包括Phoenix 2003, Henrich and McElreath 2003,and Wills, Wills, and Farmer 1863以及两个有用的网站: burkeandwills.slv.vic.gov.au以及www.burkeand–

    wills.net.au。

    [11] 引自威尔斯死后、他人整理出版的日记，第一部分引自1861年6月20日的条目，第二部分是最后

    的条目，日期为1861年6月26日，但可能晚于1861年6月28日。参阅

    www.burkeandwills.net.auJournalsWills_JournalsWills_Journal_of_a_trip.htm。有趣的是，第一个条目在

    1863年由威尔斯父亲整理的、基于“威尔斯日记”出版的版本中并没有被完整显示出来。第二部分确实在

    第302页(Wills, Wills, and Farmer 1863)。

    [12] 引自不同的材料(Earl and Mccleary 1994, Mccleary and Chick 1977, Earl 1996)以菲尼克斯的观

    点。http:burkeandwills.slv.vic.gov.auask–an–expertdid–burke–and–wills–die–because–they–ate–nardoo.

    [13] 我的描述基本引自Goodwin(2008)一本书中的内容，而关于Karankawa的补充资料来源于其他

    材料，包括www.tshaonline.orghandbookonlinearticlesbmk05。

    [14] 遗憾的是，这位女英雄在到达圣巴巴拉的传教地区时仍然发现自己非常孤独，因为没有人听得懂

    她说的语言。她所有的伙伴要么死于疾病，要么失踪。尽管受到了精心照顾，她没过多久还是离开了人

    世。我的描述引自不同的文献(Hardacre 1880, Hudson 1981, Morgan 1979, Kroeber 1925)。这个真实的故事被改编为Scott O’Dell的著名小说《蓝色海豚岛》。描述引自哈达克在1880年发表在《克里布纳月刊》

    的文章。第4章

    如何成为文化物种若试图弄清一个落单的原住民能独自生存18年，而那些欧洲探险家却没能幸

    存下来的原因，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群体是如何完成文化适应的，即在迥异而又充

    满挑战的环境下使人类能够存活并繁衍的一系列技能、信念、实践、动机与组织

    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文化适应过程比人类本身更具智慧。在数代人无意识

    的个人选择、学习偏好、歪打正着以及偶然发现下积累形成了文化适应，这一系

    列错综复杂的机制令今天的工程师与科学家们叹为观止(见第7章)。在上述章

    节中，我们已经见识了因纽特人更有效的御寒衣物与澳洲原住民去除大柄苹毒素

    的文化适应行为，在下文中我们将讨论更多的文化适应行为，诸如使孕妇免于海

    产品中毒的饮食禁忌与激发亲社会性的宗教仪式。但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对文化

    演进有一定的了解，这样才能解释人类如何在生活环境的挑战下创造出这些复杂

    的工具和技术、形成这样的偏好。

    这使我们进入了文化演进的核心之处，而不是将“文化”放在“进化”或“生

    物”的对立面。近来许多研究结果展示了自然选择是如何作用于基因，并以某种方

    式塑造能够产生文化适应复合体的“非基因性进化过程”的人类心理。文化与文化

    演进，是为了学习别人而在遗传演进中带来的心理适应结果。也就是说，通过自

    然选择，大脑塑造出一种学习别人能力的基因。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中，这些学

    习能力转化为精妙的自适应行为技能，包括那些特殊的工具与有关动植物的诸多

    知识。这些自发产生的结果，最初是在人类群体无意识的相互学习影响下出现

    的。进而，“文化解释”在一系列其他非文化解释中脱颖而出，成为一种“进化性的

    解释”。

    在经典著作《文化与演进过程》一书中，罗伯·博伊德与皮特·里彻森通过数

    学模型探讨了遗传演进引起的心理适应带来的文化学习能力，并为这种研究方法

    奠定了基础。一旦以心理适应或其他的适应行为来看待文化学习，我们就可以追

    问自然选择是如何塑造出我们的心理与动机，并使我们能够最有效地从别人身上

    学到有用的策略、信仰、想法与其他偏好。[1]

    这些是关于我们应该向“谁”学习，明白“什么东西”是需要注意与推断的，以及文化学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抑制了

    我们的直接经验或直觉的问题。

    不同科学领域的研究结果揭示了文化学习如何一步一步地调整我们的心理适

    应。自然选择为人类提供了广泛的心理能力，使我们可以很高效地从别人的思想

    与行为中获取有用信息。在婴幼儿时期，人类便显现出这种学习本能，并且开始

    无意识地使用着。在很多情况下，就像我们在前面提到的猜硬币博弈和“剪刀石头

    布”那样，我们难以抑制自动模仿的本能。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甚至在获得“正确

    答案”是如此重要的情况下，文化学习机制也会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实践、策略、信

    仰和动机。事实上，我们越认为得到“正确答案”重要，我们就越依赖文化学习。

    作为这一章的开头，我们应思考文化学习是如何普遍地影响着我们的行为与

    心理。表4–1列出了受文化学习影响的一些领域的相关研究，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进化领域，如饮食偏好、择偶、技术引进与自杀行为以及社会动机。[2]

    在之后

    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文化学习直接进入我们的大脑并改变了我们对事物与他人

    进行判断的神经系统。如此一来，这也建立起我们判断自己的标准。一个经典的

    实验表明，不管孩子们愿不愿意受到奖励，都会表现出“标准”的表现。[3]

    当孩子

    们看到，示范者在保龄球游戏中获得高分时才能得到MM巧克力豆作为奖励，他们会模仿这一奖励标准，在没有获得高分时不去吃巧克力豆。越来越清晰的

    是，在文化上建立的标准或价值观会引导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去进行个体学习、训练和反复摸索。

    表4–1 文化学习领域

    让我们开始探讨文化学习能力作为遗传演进的心理适应这一观点，如何加深

    了人类关于个人适应环境以及历经几代人的群体适应其生存环境这两方面的认

    识。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一个人如何确定应该向谁学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

    题，因为这可以说明文化适应的出现。

    假设你是一个生活在狩猎采集族群中的男孩，而所在族群的打猎范围非常

    广，为了生存，你应该如何进行打猎呢？你可以先进行一些尝试。比如，试着向

    瞪羚扔几块石头或追逐斑马，你也可以等到狩猎本能苏醒后再进行打猎。如果你

    选择后者，那么你很可能会像富兰克林、伯克与纳瓦埃斯那样，需要经历漫长的

    等待。富兰克林的队伍忍受着饥饿在浮冰上度过了19个月，其间没有一个人想出

    制作鱼叉来猎捕海豹的方法。实际上，作为一个文化物种，我们即使没有专业的

    狩猎能力，也会激发出一种内在本能，寻找可以模仿的人，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会

    去模仿任何人。有抱负的年轻猎人首先会在最亲近的兄弟、父亲、叔伯那里尽可

    能地收集有用的信息。之后，也许在青春期的时候，他会在族群中找寻最成功、最有声望的长者进行学习，并且对之前学到的知识进行改进。学习者在进行文化

    学习时通常遵循三条线索，分别是年龄、成功与声望。由于狩猎主要是男性从事

    的活动，所以或许还可以再加上“男性”这一线索。这些线索，不仅可以帮助你迅

    速地缩小从族群中找到最可能拥有相关狩猎实践、惯例、信仰和技能的人的范

    围，也会让你得到关心你的人的帮助，帮你逐渐培养出你的能力与技能。此外，由于某些人会由于某些特殊原因(如拥有良好基因)而取得成功或获得声望，你

    可能也想以他们为参考，而且只使用那些人常用的几种手法。[4]

    更广泛地说，从人类演进的推论上看，学习者应该运用各种线索来确定哪些

    人值得学习。这些线索可让学习者锁定最可能对提高其生存技能及繁殖能力有帮

    助的人物。在衡量这些潜在学习对象(以下简称“模仿对象”)的重要性时，一个

    人应该对模仿对象的健康状态、是否幸福、所拥有的技能、可靠性、能力、成功

    与否、年龄、声望以及信心与自负等相关线索进行全面评估。这些线索应该与性

    别、性格或种族等自我相似性联系起来(受到语言、方言或着装等方面的提

    示)。自我相似性的线索可以让学习者专注于那些具备(在行为或偏好上)对自

    己未来角色有所帮助的文化特性的人。同一性别线索，也可以有效地减少青少年

    男孩把时间花费在学习很多如看护小孩这样的女性行为上(例如，如何让婴儿保

    持安静、哺乳等)。所有这些线索都编入了“模仿对象”的文化学习机制，以便帮

    助一个人寻找他的模仿对象。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讨论文化学习的选择性问题。技能与成功

    许多基于模仿对象自身的线索——如成功与声望，与他们的特定行为——如

    打猎或打高尔夫球没有非常紧要的联系。然而我们希望这些线索可以为在更广范

    围内学习文化特性产生影响，比如从对食物、伴侣、葡萄酒和语言的偏好，一直

    到对上帝、起源、天使、因果报应与重力等看不见的实体或力量的信仰或探寻

    等。我们并非期待每一条线索都要对不同领域有同等的影响力。优秀的猎人或篮

    球运动员可以分别由他们制造箭头的技术与跳投水平判断出来，但这也有可能是

    因为他们在打猎或打篮球之前吃了胡萝卜或进行了简单祷告。吃胡萝卜会提高视

    力，而祷告则可以使他们的内心感到平静并且带来精神上的集中(或带来超自然

    的援助)。

    让我们对技能与成功这两条线索带来的影响做更深入的讨论，这对我们理解

    能力与可靠性有所帮助。在一个领域中，技能往往是最经常与能力联系在一起的

    线索。例如，一个人可以通过阅读一本书对这个作家的写作能力进行评价。而在

    一个觅食社会中，一个有抱负的猎人可能会观察到经验丰富的猎人熟练地追踪长

    颈鹿，并潜伏在树丛中精准地射中目标。与技能线索相比，成功线索表现得更为

    间接，而且可能更加有用，因为成功线索汇聚了更多的情报。在成功线索下，我

    们以作家作品的销售量，以及猎人狩猎后是否带回丰盛的猎物来评价他们的能

    力。在狩猎社会中，很多时候猎人的捕获量可以通过他脖子上带有多少颗猴子的

    牙齿，或者在他屋外挂着多少头猪的下颌骨来进行判断。[5]

    若要考察成功线索在文化学习方面起到的作用与普遍性，可参考以下进行的

    实验。一群MBA学生被分到两组不同投资游戏的实验中。在游戏中，他们必须在

    A、B、C三个不同的投资项目中分配资金。他们会被告知每一笔投资的平均收益

    及其涨落(有时候你的收益会超出平均值，而有时则会低于平均值)，还会被告

    知有关投资之间相关性的信息，如B的价值会在A的价值上升时下降等。最后，参

    与者可以贷款进行投资。在每一轮游戏中，参与者都需要对资金进行分配并获取

    收益。每一轮结束后，他们可以改变在下一轮的资金分配方式，如此反复进行16

    轮游戏。在游戏结束后，将对每个人的表现做出相对评价，排名的上下将直接影

    响到他们这一门课程的成绩。如果你对MBA有所了解，就会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

    激励，使参与者有强烈动机在游戏中赚取更多的收益。

    学生们被随机分配到这两组实验中的一组进行游戏。在第一组实验中，他们

    需要自己做出决定，即在16轮游戏中只能依靠自己的选择来获取经验。而第二组

    实验也大致相同，只不过这个组的学生在每一轮游戏过后，可以看到匿名标示的

    所有参与者的分配选择与排名顺序。这两组实验结果存在的差异让设计这个实验的经济学家感到意外(不过许多

    经济学家很容易地就会对人类的行为感到意外[6])。实验中有三个现象让人感到

    惊讶。首先，分到第二个组的学生并没有像复杂的经济学理论所假设的那样对附

    加信息(标示出来的行为)进行利用。相反，经过仔细的分析，我们看到许多参

    与者直接复制(模仿)了上一轮中获得最佳表现的投资者的分配方式。其次，这

    个实验给出的环境简单到可以让学生们轻松算出利润最大化的投资分配方式。我

    们可以通过两组实验的结果来对这种最优分配方案进行比较。只依靠自身经验进

    行游戏的学生基本没有做到最优分配，因此，这个组的整体成绩比较差。然而，另一组的学生通过相互借鉴与模仿，在游戏结束时都做到了最优的分配。有趣的

    一点是，在只考察相对排名、不颁发团队奖励的情况下，第二组整体都取得了好

    成绩。最后一个令人感到意外的现象是，虽然通过模仿与借鉴别人会在提高整体

    成绩上展现出惊人的效果，但对个体而言是灾难性的。有时那些顶尖玩家非常幸

    运，冒着巨大的风险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可观的回报。但是当其他人也竞相模仿这

    种诸如大量借款等具有风险性的方法时，运气却很差，其结果是大面积的破

    产。[7]

    这一实验探讨的核心在于，人们有模仿成功者的倾向，这种倾向无论在这个

    实验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或者在不同的领域里都有所体现。[8]

    在一个实验中，当本科生做了正确的选择或是表现优异会被给予现金奖励时，学生会更依靠成功

    线索。事实上，正如演化模型预测到的那样，越是遇到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或面临

    的不确定性越大时，人们越容易依靠文化学习。这告诉我们，一个人会在什么情

    况下去选择依赖文化学习而非自身经验或直觉。[9]

    有意思的是，假如你现在是一名股市投资者，想要投资一只交易所交易基

    金，而市场专家、亿万富翁与高级投资经理分别为你提供了不同的投资战略，你

    会选择哪一种投资战略呢？[10]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你不可能像他们那样幸运。

    在实验中，经济学家也揭示出：(1)即使在别人掌握相同信息的情况下，个体也会对他们的世界观进行推断与模仿；(2)为了使自己适应竞争局面，在

    模仿别人不会得到最佳方案时，人类依赖这种“技能”或“成功”的文化学习。比如

    在现实生活中，世界各地的农民会采用那些在邻里间取得了成功的新技术、实践

    方法与农作物。[11]

    与经济学研究结果一样，几十年来的心理学研究成果也揭示了成功与技能导

    向的重要性。研究强调，学习机制会在人的无意识中运行，并不会因为得到正确

    答案而受到鼓励。[12]

    由亚历克斯·梅索迪与其合作者在最近进行的实验特别适用

    于解释我们所关注的复杂技术问题。[13]

    在他的箭头设计实验中，参与的学生需

    要在电脑虚拟狩猎中尝试使用不同的箭头来完成试错学习。只要有机会，这些学

    生就会利用基于成功线索的文化学习来设计他们的箭头。而在利用文化信息后，他们能迅速地制作出适用于最复杂、最现实的环境下的最有效的理想箭头。

    在过去的15年里，发展心理学家重新开始关注婴儿与儿童的文化学习，为研

    究提供了重要的补充线索。由于受到当时流行的进化思想影响，他们开始关注测

    试个体在何时向何人进行怎样的文化学习。现在已经证明，婴儿与儿童会依靠能

    力与可靠程度的线索，以及亲密程度来决定向何人进行学习。实际上，在一岁左

    右时，婴儿就会用已掌握的早期文化知识去判定哪些人拥有知识，并且使用这些

    信息来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注意力与记忆力。

    婴儿非常擅长进行发展心理学家所谓的“社会参照”。婴儿或儿童在遭遇全新

    的环境时——比如他们爬到电锯旁边后——会看向母亲或者身边其他的大人，并

    观察他们的情绪反应。假如这些大人给出了积极的反应，那么他们通常会选择继

    续研究这个新奇的对象。相反，如果大人表现出了恐惧或担心的情绪时，他们通

    常会选择后退。即便这个成年人是不认识的陌生人，结果也是一样的。在另一个

    实验中，几位母亲将她们一岁大的婴儿带到了国立首尔大学的实验室。当婴儿们

    适应了新的环境并开始玩耍时，他们的母亲则在接受着实验中要担任角色的培

    训。研究人员准备了三种玩具，当婴儿们看到这些玩具时会有积极、消极、好奇

    (看到一个琢磨不透的玩具)三种典型反应。研究人员会把这些不同类型的玩具

    逐次放到婴儿们面前，对他们的反应进行记录。而婴儿的母亲与一位陌生女性则

    各坐在婴儿的左右两边按照指示做出微笑或恐惧的表情。

    这项实验的结果与上文中本科生在实验中的结果惊人地相似。首先，婴儿会

    进行一次“社会参照”，当一个琢磨不透的玩具摆在他面前时，他看向旁边的大人

    的次数比平时增加4倍。也就是说，在对象不确定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进行文

    化学习。这恰恰与演进方法预测的个体在何时用到文化学习的结果一致。其次，当面对一个琢磨不透的玩具时，婴儿们会根据大人们的情绪反应来调整自己的行

    为：当他们看到大人脸上是恐惧的表情时，会选择后退，但是当大人们表现出开

    心的反应时，则会靠近玩具，并且更积极地把玩那个玩具。最后，相比自己的母

    亲，婴儿们更倾向于观察陌生人的情绪反应，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母亲与陌生

    人同样处在一个新的环境时，不会比陌生人了解更多。[14]

    在婴儿长到14个月后，他已经不需要以社会参照来进行参考，而展现出了可

    以运用自己的技能或能力来选择模仿对象的迹象。当观察到一名成年模仿对象对

    着一双鞋做出疑惑的表情并将鞋子放在手上时，德国婴儿们的内心会“点亮一盏

    灯”，即通过自己的大脑思考，不去学习这样一种不寻常的举动。但是，如果模仿

    对象非常自信地将鞋子套到脚上，那么婴儿通常就会通过那盏亮起来的灯，也就

    是通过大脑的思考去学习这一行为。[15]

    大量的研究表明，三岁的儿童不仅可以追寻文化学习，还能将其作为能力加

    以运用。他们会保留这些信息以便自己在选择未来的学习时运用于多个领域。比

    如，孩子们会记住哪些人具备了对普通事物(如“鸭子”)有正确语言标记的认识，并使用这些信息来学习新的工具与词汇。他们会用一周的时间对这些信息进

    行记忆，优先从更胜任的模仿对象那里学习新的事物。[16]声望

    通过观察别人的所见所闻，或所遵从的事情，学习者可以更有效地认识到自

    己应该向何人学习。在具备了这些“声望线索”后，学习者可以充分利用别人所寻

    求或已经做到的事情认识锁定群体中拥有更适用的信息的人。学习者可能通过一

    个人的成功学到东西后，认定那是个值得去学习的人。学习者会在他的旁边进行

    观察、聆听或通过与他的互动来获得学习信息。在试图获得信息时，学习者往往

    会在对话中遵从对方的范式，并给予对方更多的“发言权”。当然，学习者会自动

    地、无意识地模仿他所选择的模仿对象，包括他的说话方式(参见第8章)。因

    此，人类会对一些视觉注意、“高谈阔论”、对话中的顺从关系等行为模式(身体

    姿势或动作)非常敏感。我们会用这些声望线索迅速锁定要学习的对象。从本质

    上来说，声望线索代表一种二级文化学习，即我们通过判断别人的行为是否值得

    去做来决定是否向他学习。也就是说，我们在文化上会向值得学习的人进行学

    习。

    尽管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但是能够证明人类利用声望线索的实

    验结果相对贫乏。大量的间接证据表明，像社会名流这种有声望的人士或新闻报

    纸上所说的内容更具有说服力，更容易让人们记住他们讲了什么。还会经常出现

    这样的现象，即一些有声望的人士谈论一些与自己领域毫不相干的事情(比如一

    名高尔夫球手谈论汽车质量问题)。除了被告知这些人是“专家”或“最好的”之

    外，没有任何特定的可供学习者使用的线索来指导他们的行动。[17]

    为了在实验室中解决这一问题，马齐·胡德克、苏·伯奇与我围绕声望这一线

    索进行了更直接的实验。苏是一名发展心理学家，而马齐是我的研究生(实际工

    作都是由他操作的)。我们给还没有上学的孩子们播放了一个视频，在视频中他

    们会看到两位潜在的模仿对象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去使用同一件东西。视频中还会

    出现两名旁观者，他们会选择优先观察两位模仿对象中的一名。旁观者表现出的

    视觉注意力让两位潜在模仿对象中的一名获得了“声望线索”。然后，孩子们将看

    到两位模仿对象各自选择不同的食物与不同颜色的饮料。他们还会看到两位模仿

    对象用不同的方式使用一个玩具。在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孩子们会被要求去选择

    两种不同的食物与饮料，并且可以用他们喜欢的方式使用这个玩具。孩子们运用

    视频中被赋予“声望线索”的模仿对象所使用的玩法的数量比运用另外一名所使用

    的玩法多13倍。在选择食物与饮料方面，孩子们效仿具有“声望线索”模仿对象的

    选择4倍于效仿另外一名的选择。在实验结束后，孩子们在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

    时，没有意识到或没有表现出他们受到了声望线索的影响。这些实验表明孩子们

    会迅速且无意识地接受别人的视觉注意，并利用它们指导自己的文化学习。我们

    不仅仅具有技巧与成功导向性，还具备了声望导向性。[18]第8章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拓展，试图探讨选择性的文化学习如何推动了声望

    线索占据了进化中第二个社会地位，使得声望线索与我们从猿类祖先的知识中继

    承来的权威地位相并列。我们将会知道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有些人是因为有名本

    身而更加出名的。自我相似性：性别与种族

    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人们也会受到自我相似性线索的影响。比如像性别与种

    族这样的自我相似性，进一步使他们的文化学习得到磨炼、呈现出个性化。自我

    相似性线索将帮助学习者，或是已经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帮助过学习者，找到最适

    合他们、匹配他们的才华以及他们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的技能、实践、信念和动

    机。例如，许多人类学家认为，在人类的系谱中，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分工已经有

    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如果这属实的话，不论男女都会去学习自己的同

    性。这会对新手们学习技能以及他们以后生活中需要扮演的角色产生影响，如母

    亲、猎人、厨师与织工等。同样，由于个体在身高或性格等方面存在差异，可能

    会在不同方面影响一个人的成功，而这时学习者可能会优先关注那些在某些方面

    与自己相似的人。第11章将进一步详细讨论以进化逻辑为支撑的预测行为，学习

    者会优先关注并向与自己有相同种族特征的人学习，如语言、方言、信仰和饮食

    习惯等。简而言之，这些线索使学习者为了在未来能够取得成功以及进行良好的

    社会互动，而去关注那些最有可能讲究社会规范、象征及实践的人。

    从40年前开始，大量的心理实验结果表明，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都会选择

    与自己同一性别的模仿对象进行互动或学习，而非异性模仿对象。小孩子在发展

    出性别认同之前就表现出了这一性别偏向，并影响着他们从父母、老师、同龄

    人、陌生人与社会名流那里学到的东西。事实上，孩子们能意识到这一性别角色

    是因为他们模仿的是同性模仿对象，而不是相反的情况。调查结果表明这种偏向

    性学习影响着不同的文化领域，包括对音乐的品位、侵略行为、姿势和其他偏

    好。之后，我们会看到在现实世界中，这会影响学生们的学习(和表现)以及模

    仿自杀范式。[19]

    我从前的学生、大脑科学家伊丽莎白·雷诺兹·洛辛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与

    她的同事在最近的研究中为性别偏向文化学习提供了一种以大脑科学为基础的解

    释。借助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伊丽莎白将研究重心放在模仿同性模仿对象

    与异性模仿对象时大脑活动的差异上。她让来自洛杉矶的男女参考者在观察同性

    或异性模仿对象任意做出的手势后，模仿所看到的手势。通过比较在观察与模仿

    同性或异性模仿对象时同一个人的大脑活动，伊丽莎白发现，从大脑科学的角度

    来说，女性在模仿同性时比模仿异性更加有益，男性则与此相反。当人们模仿同

    性模仿对象时，大脑放电活动集中在伏隔核、背侧和腹侧纹状体、眶额皮层及杏

    仁核左部。她在分析了现有的大脑研究数据库后发现，人们回答正确答案后受到

    金钱等奖励时，这种大脑模式就会出现。这一发现表明人在模仿同性时比在模仿

    异性时的内在获益感更强一些。因为我们更喜欢这样做，所以自然而然地会倾向

    于模仿同性。虽然有关种族偏向性文化学习的研究成果较为有限，但是我们对于婴儿、儿

    童与成人会优先选择向同一种族学习方面有了较清楚的认识，也就是说人们会有

    倾向性、有选择性地向有同一种族血统的对象学习。小孩子首先会从那些与自己

    语言相通或使用同一种方言的对象那里学到饮食偏好和新事物的功能。这即使在

    潜在模仿对象用类似英语的发音发出一连串无意义的声音时也成立。这也表明，比起使用其他方言，孩子们更偏向于用自己的方言说出无意义的话(这让我想到

    美国的许多政治话语)。婴儿通过思考更偏向于学习讲自己语言(德语)的人做

    出的复杂而不同寻常的行为，而不会选择那些讲陌生语言(俄语)的人。儿童和

    成人都倾向于学习那些与自己有共同信仰的人。[20]

    这些实验结果显示，跟性别与种族有关的线索会激发我们的文化学习心理，让我们对模仿对象的言行产生兴趣，集中我们的注意力、加深记忆。如果真是这

    样，那么学生们可以更有效地从本专业的讲师或教授那里获取知识，而这会影响

    他们的成绩、未来的专业或职业选择。学校教育毕竟是文化传播的一个主要渠

    道。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将这种偏向性学习等同于因果影响是狡猾的，因为老

    师也有自己的偏向性，这可能会导致他们偏袒或奖励那些与自己同性或同种族的

    学生。而经济学家最擅长的事情，就是不考虑因果关系，接下来让我们讨论一些

    经济学家。

    我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弗洛里安·霍夫曼与他的同事们利用以学生、课

    程与老师构成的大型数据库发现，真实的数据与上述实验结果一致：与老师同一

    个种族的学生的退学率明显减少，并且与此同时学生成绩得到了提高。实际上，在社区学院上学的非洲裔美国学生在一位非洲裔老师指导下，课程的不合格率降

    低了6个百分点，达到B或B以上分数的学生数也增加了13个百分点。弗洛里安的

    团队发现，来自多伦多大学一年级新生的数据也同样表明被分配到与老师同一性

    别的学生的成绩会有所提高。

    不像之前其他的学者那样，在考察了本科生的大班课程后，弗洛里安与他的

    同事们认为这种模式是老师的偏向性引起的。这是因为：第一，学生是影响不到

    老师的；第二，老师不知道每个学生的名字；第三，所有成绩都是由助教来进行

    打分的。[21]

    所有这些都成为影响老师的偏向性的因素。

    这就是模仿对象在我们带有导向性的文化学习中显得如此重要的原因。姜还是老的辣

    作为间接的能力与经验，以年龄线索作为衡量自我相似性的手段在文化学习

    的两个进化原因方面同样相当重要。对于儿童来说，关注并学习比自己稍大的孩

    子体现出人类向具备更多经验的人学习的特点，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自我支撑

    使他们能够积累从简单到复杂的技能。虽然学习者可以在他的群体中找到最成功

    的人并向他们学习(比如族群里最好的猎人)，但也有可能因为自身缺乏经验或

    准备不足而掌握不了那些顶级猎人才能领略到的细节。相反，如果关注一个只比

    自己年龄稍大的孩子，那么年幼的学习者可以屏蔽那些拥有相当技术水平的模仿

    对象。这样便创造出了一个渐进式的、更顺畅且持续的技能学习过程，学习者可

    以来回往复地观察比自己稍大的模仿对象，并付诸练习与实践，在之后的成长过

    程中重复这一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年幼的孩子往往特别喜欢跟在哥哥姐姐或表哥

    表姐后面，以及为什么在规模较小的社会中经常出现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混在一起

    玩耍的情况。

    与演化期望相一致，小孩子在选择潜在模仿对象的年龄时有可能是根据对象

    的体型大小来进行判断的。小孩子通常喜欢找比自己年龄大的人当作模仿对象

    ——除了那些已被认定为是不能依靠的人之外。在某些情况下，在权衡了模仿对

    象的年龄与能力之后，他们也有可能选择年龄更小却更有能力的模仿对象。例

    如，在一个实验中，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在挑水果时，更倾向于模仿同为二年级的

    同学，而不是模仿幼儿园的孩子。然而，在发现有些幼儿园的孩子也能像同年级

    的同学那样可以解决一些难题后，很多二年级的学生在挑水果问题上也会选择去

    模仿这些能够解决难题的人，即使他们来自幼儿园。在一般情况下，儿童和婴儿

    会通过观察年长的同性模仿对象享用的特定食物而改变他们的饮食偏好。即使是

    14个月大的婴儿也会对年龄线索非常敏感。[22]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年龄系谱的终端，在过去人类进化的过程中，长者这一身

    份便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当原始狩猎采集者的年龄达到65岁时，自然选择已经筛

    去了这个年龄段的大部分人。这意味着，长者在一个群体中最有经验，他们还经

    历了几十年来自然选择不断试图缩减人数的筛选。为了进一步去了解，我们假设

    在一个共同体中，有100个人处在20~30岁这一年龄段。在这100个人当中，只有

    40个人习惯在做饭时加入辣椒。假设辣椒有抗菌作用，可以在食源上抑制病菌，从而降低食用者的致病率。如果常年食用辣椒可以使一个人活到65岁的概率增加

    10%~20%，那么在65岁这一年龄段中会有57%的人平时食用辣椒。如果文化学习

    者模仿这些长者而不是年轻人，他们就有机会获得这种可以活得更久的文化特

    性。而这在学习者即使没有意识到吃辣椒会对健康产生影响的情况下也依然成立

    (见第7章)。基于这种不同的死亡率，年龄导向性的文化学习可以用来详述自

    然选择的行为。[23]为什么会在意别人的看法？

    假设现在饥寒交迫的你身处外国一个陌生城市中，而这时在一条繁华商业街

    上有10家餐厅供你选择用餐。虽然你不会这个国家的语言，也读不懂菜单上的菜

    名，但你可以从菜单上的价格与餐厅氛围中感受到这10家餐厅相差无几。其中1

    家餐厅有40个人在吃饭，6家餐厅各有10个人，其余的3家餐厅则无人问津。如果

    你最终选择进入那家(在你看到的100人当中)有40个人在吃饭的餐馆的话，那

    么你有超过40%的时间是用来运用顺应传递的，即你有强烈的模仿普遍特性的倾

    向。

    借助如上假设推理出自然选择逻辑的演化模型，它可以预测学习者会使用所

    谓的“顺应传递”来解决各种学习上遇到的问题。只要个体学习、直觉、直接经验

    与文化学习机制产生出自适应行为、信念与动机，顺应传递就能帮助学习者整合

    散落在整个群体内的信息。例如，假设通过长期垂钓会使一名经验丰富的垂钓者

    (为了连接单渔线)更喜欢使用客观上更好用的桶结，而非其他打结方式。然

    而，根据个人经验的不同，那些长期垂钓者中有50%的人习惯打桶结，而30%的

    人则会打渔人结，其余20%的人则会选择其他5种打结方式中的一种。学习者如果

    看到这个情况，会跳过其他打结方式直接选择桶结。这也说明，群体智慧已经根

    深蒂固地扎根于我们心中。

    虽然已经有一些相关的实验证据揭示了人类与刺鱼(一种鱼)的顺应传递现

    象，但它没有上文中讨论的那些以模仿对象为基础的线索多。然而，在需要直接

    面对一些难题或不确定性很大的情况下，人们会普遍采用顺应传递。[24]

    当然，我们需要将其与前文中提到的学习探索方法进行结合。比如，对于吃

    辣椒这件事，学习者在学习长者时启用顺应传递，将增加实际运用的机会。如果

    是意志强烈的顺应传递者，他们将总是能够从中获益。文化传染型自杀

    你可能已经知道自杀行为是带有声望导向的，即一个名人自杀后，会带动社

    会自杀率的飙升(名人请务必铭记于心)。这种现象发生在美国、德国、澳大利

    亚、韩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除了声望之外，自杀的文化传播还受到了自我相

    似性线索的影响。在名人自杀后也选择自尽的那些人，往往可以在性别、年龄和

    种族上发现两者之间的联系。名人自杀不只是含糊地触发了别人的自杀动机。人

    们模仿的不仅仅是他人的自杀行为，还会模仿具体所采取的自杀方式，比如选择

    卧轨等。此外，大部分因受到名人诱导而进行自杀的行为都是可以避免的悲剧。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自杀率在达到顶点后会下降并低于长期平均值，但显然不是

    这种情况。[25]

    这些本来就是不应该发生的额外自杀行为。

    这可以看作一种传染型的自杀行为。20世纪60年代初，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

    西亚出现一种可怕的自杀模式，持续了约25年的时间。随着态势的蔓延，自杀行

    为呈现出一种固定模式。受害者的特征往往是介于15~24岁之间的(平均年龄18

    岁)、仍与父母一起生活的年轻男性。在与父母或者女友发生冲突后，(从自杀

    未遂的人那里得知)受害者受到了已去世的受害者的召唤。作为回应，受害者有

    时候会在一所废弃的房子里上吊自杀。受害者会采用站立或跪着的姿势上吊，这

    样做会使受害者逐渐窒息而亡。这些自杀事件在一个地区那些有联系的青少年男

    性之间不定期爆发，是常见的模式。有时候，这样的传染型自杀行为可以追溯至

    事件的起源，像这个案件就是来自当地一名富裕家庭、29岁的名人后裔的自杀行

    为引起的。这类案件中，有75%的自杀者在自杀之前并没有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或是有抑郁的征兆。有意思的是，在密克罗尼西亚地区，这样的传播只局限在了

    特鲁克人和马绍尔人这两个族群之间。[26]

    我们可以看出，声望与自我相似性，包括性别与种族，影响了自杀行为的扩散。

    大多数人不会模仿自杀行为，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文化学习能力的潜力与影

    响力。如果人们通过文化学习了结自己的生命，那么将很难界定人类文化的力

    量。模仿自杀的行为突显出我们具有模仿的倾向，并意味着在适当条件下，我们

    可以通过文化学习获得那些大多数情况下自然选择直接采取消除的行为方式。如

    果人类不出于自身利益或遗传进行模仿，试着想象一下，其他所有成本更低廉的

    事情是我们愿意通过文化传播来获得的。

    除了采取基于模仿对象的文化学习机制以外，我们也应该期待自然选择配备

    给我们的学习某些特定领域的心理能力与偏好，如饮食、取火、可食用的植物、动物、工具、社会规范、种族与声誉(八卦)，这可能在人类进化史的很长时期

    内非常重要。自然选择可能会关注并对这些领域感兴趣，就像推理的偏见将我们

    引向记忆中已编好的事情与更多的可学习性上那样。在如下章节，我们将探讨文化与遗传演进如何产生了这些特殊的认知能力或偏向性内容，并考察支撑着这些

    因素的关键证据。心理化有何用处

    假如人类是文化物种，那么敏锐的观察力与学习他人的能力或许是最关键的

    适应行为。文化学习的核心在于让我们拥有对别人的目的、偏好、动机、意图、信念与策略做出推论的能力。这些认知能力与所谓的心理化或心理理论联系在一

    起。当一个人错过了学习心理化与文化学习的机会，或者起步稍晚，会陷入极其

    不利的境地。这是因为他们无法获得与更优秀的文化学习者相竞争的关于社会规

    范、技能和诀窍等方面的知识。这种逻辑表明，我们在文化学习中需要的精神装

    置应在成长早期就被激发出来。我们将依靠这个精神装置弄清楚需要吃什么东

    西、如何与人进行沟通、要回避哪些人、如何行动以及需要练习怎样的技能等。

    西方世界对婴儿与儿童进行的实验的结果，以及近年来对斐济、亚马孙地区

    与中国等地的跨文化研究结果显示，心智能力在人类早期便开始发展并跨越了不

    同的人类社会。在一些社会中，8个月大的婴儿，就已经具有推断别人的目的与

    意图的能力，并且可以判断出哪些人看上去有没有文化。例如，婴儿会选中一个

    对象的目的或意图去模仿，比如牢牢抓住一个玩具，即使这个对象没有实现他的

    目的，婴儿也不会复制相同的无意行为。而等孩子长大到蹒跚学步时，他们已经

    可以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进行复杂的判断。例如，当意识到一个潜在模仿对象说错

    了一个熟悉的对象时，他们就会轻视这个人之后要说的内容。同样，婴儿可以分

    辨哪些方面的语境对模仿对象是陌生的，并在此基础上更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即使学习者熟悉这些相同的形式。[27]

    尽管许多进化论者也认同心智能力的重要性，但他们认为这些认知能力来自

    遗传的血统进化，是为了使我们更好地捉弄、操控与欺骗同一个群体中的其他成

    员。这属于马基雅维利智能假说的一部分。正如，如果罗宾可以推测出迈克的目

    标、动机或信仰，罗宾就可以利用或操控迈克。因为他能比迈克想得更多，进而

    会想办法去控制他。[28]

    然而，另外一种可能性是，自从心智能力进化以来，为了更有效地推断出模

    仿对象的基本目标、策略和偏好以便更好地向别人学习，人们剔除了诡计、操纵

    与欺骗的成分。心智能力也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进行教学，因为优秀的教学能力

    要求我们必须知道学习者想要学习什么样的内容。上述内容属于文化智力假说的

    范畴。[29]

    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实验室，我们的团队一直致力于将以上两个假

    说进行结合的工作。在一个新的环境下，我们让孩子们运用他们的心智能力模仿

    他人的策略或剥削倒霉的对手。结果是明显的，即使他们得到的结果与个人经验

    不太会使他们去模仿别人，他们还是更倾向于选择文化学习而不是马基雅维利式利用。

    当然，这并不是说心理化会妨碍社会性战略，我们可以在黑猩猩实验中得到

    印证。[30]

    但这确实意味着，在人类社会中，你首先需要知晓并掌握这个世界得

    以运行的社会规范与规则，战略思维才会有用处；要想成功运用马基雅维利主

    义，首先需要成为一名熟练的文化学习者。在没有弄懂运行机理与规则之前，你

    不能随意地更改、利用与操控规则。学会如何学习与传授

    通过观察婴儿与儿童的行为，我们发现人类会很快严重依赖小心地学习他

    人。他们通常运用心智能力，并使用诸如成功、声望等线索来寻找他们的学习对

    象。这样看来，我们对文化学习的依赖程度超过了自身的经验或天生的直觉，就

    像与其他线索相比，我们更加重视声望或性别线索，而这可能是由亲身经验与直

    观观察得来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有能力对我们遭遇的世界进行标准化。[31]

    在形成传授能力方面，亲身经验与观察别人的行为显得尤其重要。传授是文

    化学习的另一方面。它发生在模仿对象变为积极信号传送者的时候。在后面我将

    讨论到，尤其是从语言得到演进以来，自然选择一直扮演着促进传播或沟通能力

    的角色。尽管如此，当面对复杂的任务、概念或技能时，大多数人都不算是良好

    的传授者，因此文化演进衍生出了广泛用于更有效地传输特定内容的战略与技

    术，如柔道、代数或烹饪。这是一种增强自我真实度，即在巩固技能的同时掌握

    传播技巧的文化传播方式(本d书fen享搜索'雅书)。

    在早期，人类刚刚开始对文化学习产生依赖，而在文化开始演进后，人类或

    许是从反复试验的经验中获取了观察与学习别人的能力，这样往往比采用其他策

    略更能获得最佳答案。[32]

    与此相一致的，被人类养大的猿类或宠物猿似乎比猿

    类具备更好的模仿能力。然而重点在于，虽然与黑猩猩相比它们确实有所进步，但还是无法与同时期在相同环境下长大的人类孩子相提并论。这些证据表明，文

    化学习一开始可能是由文化演进为了适应多变的环境而累积形成的(参见第16

    章)。[33]

    这种文化学习的增加，促进了更大范围内文化知识与遗传演进的进一

    步发展，让我们变成了更好的文化学习者。相同环境下成长的猿类与婴儿的差距

    表明，文化学习的出现经历了一定的过程并迅速对人类产生了影响，不过凭借经

    验仍旧可以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修正。[34]

    [1] Boyd and Richerson(1985)是在Luca Luigi CavalliSforza and Marc Feldman(1981)开创性努力的

    基础之上建立起的,他们将建模的文化演进从遗传演进中分离了出来。对这项早期研究做出贡献的人包括

    Durham(1982), Sperber(1996), Campbell(1965), Lumsden and Wilson(1981), and Pulliam and

    Dunford(1980)。智力的线索可以追溯到James Mark Baldwin(1896)。富有洞察力并相当有价值的概述

    参阅Hoppitt and Laland 2013, Brown et al. 2011, Rendell et al. 2011。

    [2] 列表中的大部分项目都将在本书的某一处被提及。没有涉及的部分，参阅judgment

    heuristics(Rosenthal and Zimmerman 1978), standards of punishment(Salali, Juda, and Henrich, 2015), and

    godsgerms(Harris et al. 2006)。

    [3] 参阅Bandura and Kupers 1964。

    [4] 参阅Henrich and Broesch 2011。

    [5] 有关这个狩猎的例子，请参阅Henrich and Gil–White 2001。[6] 近十年来，我曾经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系以及温哥华经济学院授课。我也在纽约大学斯特

    恩商学院MBA课程任教，并且担任过密歇根大学商学院的访问学者。因此，我对MBA学生以及经济学家

    有很深的了解。

    [7] 参阅Kroll and Levy 1992。

    [8] 参阅Henrich and Gil–White 2001, Rogers 1995b, Henrich and Broesch 2011, and N. Henrich and

    Henrich 2007: 第2章。

    [9] 进化模型预测，当个体学习有困难或代价高昂而导致学习者犹豫不决时，文化学习应该占据主导

    地位(Hoppitt and Laland 2013, Laland, Atton, and Webster 2011, Laland 2004, Boyd and Richerson 1988,Nakahashi, Wakano, and Henrich 2012, Wakano and Aoki 2006, Wakano, Aoki, and Feldman 2004)。

    [10] 感谢Michael Muthukrishna指出了这点。请参阅www.forbes.comsitesmoney-

    builder20131114investing–with–billionaires–the–ibillionaire–index。

    [11] 参阅Pingle 1995, Pingle and Day 1996, Selten and Apesteguia 2005, N. Henrich and Henrich 2007,Fowler and Christakis 2010, Apesteguia, Huck, and Oechssler 2007, Offerman, Potters, and Sonnemans 2002,Offerman and Sonnemans 1998, Rogers 1995a, Conley and Udry 2010, and Morgan et al. 2012。

    [12] 在心理学领域关于文化学习的研究有悠久的学术史(Rosenbaum and Tucker 1962, Baron 1970,Kelman 1958, Mausner 1954, Mausner and Bloch 1957, Greenfield and Kuznicki 1975, Chalmers, Horne, and

    Rosenbaum 1963, Miller and Dollard 1941, Bandura 1977)。请参阅Henrich and Gil–White 2001的讨论与综

    述。

    [13] Mesoudi and O Brien 2008, Atkisson, O’Brien, and Mesoudi 2012, Mesoudi 2011a.

    [14] 这个实验引用自Kim and Kwak(2011)。人们可能会担心，在这个特定的实验中，因为陌生人

    比妈妈更活跃，这可能会使婴儿在参考时对陌生人产生偏见。然而，瑞典(Stenberg 2009)和美国

    (Walden and Kim 2005)的相关研究中的婴儿并没有这方面的担心。

    [15] 这部分引自Zmyj et. al. 2010，另外参阅Poulin–Dubois, Brooker, and Polonia 2011, and Chow,Poulin–Dubois, and Lewis 2008。

    [16] 一个范例式实验中, Kathleen Corriveau and Paul Harris(2009b)使三岁和四岁大的孩子们观察两

    个潜在的模仿对象(成年人)，他们会对孩子们已经熟悉的4种常见的物品(如鸭子、勺子等)发表自己

    的意见(语言标签)。其中一个模仿对象准确地命名了所有的物品，而另一个则回答错误。然后，孩子

    们看到潜在的模仿对象命名了一个对孩子来说陌生的新物品。在听完两个模仿对象给不同的物品命名

    后，孩子们也被要求给这些物品命名。他们应该相信谁呢？结果证明，孩子们不仅会模仿那个与自己命

    名方式一致的模仿对象，而且会将这些信息记住一周左右：一周后孩子们接受相同的测试时，他们可以

    在没有听到模仿对象的命名方式的情况下，仍能说出之前那个更加准确的模仿对象的命名。读者还可以

    参阅Koenig and Harris 2005, Corriveau, Meints, and Harris 2009, Scofield and Behrend 2008, 词语学习可以参

    阅Harris and Corriveau 2011, 人工制品的功能学习可参阅Birch, Vauthier, and Bloom 2008。孩子们也更倾向

    于学习那些更自信的模仿对象(Birch, Akmal, and Frampton 2010, Jaswal and Malone 2007, Sabbagh and

    Baldwin 2001)。

    [17] 相关综述参阅Henrich and Gil–White 2001。

    [18] 这个实验引自Chudek et. al. 2012。有关成年人的实验，参阅Atkisson, O’Brien, and Mesoudi

    2012。

    [19] 同性文化学习偏见的证据抽样引自Bussey and Bandura 1984, Bussey and Perry 1982, Perry and

    Bussey 1979, Basow and Howe 1980, Rosekrans 1967, Shutts, Banaji, and Spelke 2010, Wolf 1973, 1975,Bandura 1977, Bradbard et al. 1986, Bradbard and Endsley 1983, Martin and Little 1990, and Martin, Eisenbud,and Rose 1995. 最近对6~9个月婴儿进行的研究，参阅Benenson, Tennyson, and Wrangham 2011。

    [20] 有关语言与方言线索的研究，参阅Kinzler et al. 2009, Kinzler, Dupoux, and Spelke 2007, Shutts et al.

    2009, and Kinzler, Corriveau, and Harris 2011。孩子(Gottfried and Katz, 1977)与成年人(e.g., Hilmert,Kulik, and Christenfeld 2006)似乎都倾向于向那些持有同一信仰的人进行学习。婴儿使用种族线索(语

    言)进行选择性模仿的证据请参阅Buttelmann et al. 2012。

    [21] 引用自Hoffmann and Oreopoulos 2009 and Fairlie, Hoffmann, and Oreopoulos 2011, 另参阅Nixon andRobinson 1999, Bettinger and Long 2005, and Dee 2005。

    [22] 关于孩子们对年龄与年龄对能力的权衡影响的实验工作参阅Jaswal and Neely 2006 and Brody and

    Stoneman 1981, 1985。孩子们可以将年龄应用于复杂的方式，有时候可以将它作为能力的线索，其他时候

    将它作为自相似性的线索(VanderBorght and Jaswal 2009, Hilmert, Kulik, and Christenfeld 2006)。关于获

    取食物的偏好，参阅Birch 1980 and Duncker 1938。对于婴儿来说，14~18月大的婴儿更倾向于模仿在年龄

    上更接近他们的模仿对象的行为(Ryalls, Gul, and Ryalls 2000)。

    [23] 研究小规模社会中地位如何影响文化传播只是起步工作——参阅the Bolivian Amazon by Reyes–

    García and colleagues(2008, 2009)的工作以及我与James Broesch在斐济的工作(Henrich and Broesch

    2011)。然而，不同社会的人类学民族志揭示了年龄和声望之间的明确关联，声望对文化学习有很大的

    影响。第8章分析了社会变迁的速度如何影响了年龄与声望之间的联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年长者在我们

    自己的社会中不是特别有声望。

    [24] Morgan et. al.(2012)and Muthukrishna et al.(n.d.)提供了人类适应传播的最佳现存证据，另可

    参阅Efferson et al. 2008, McElreath et al. 2005, 2008, Rendell et al. 2011, and Morgan and Laland 2012。对鱼

    类的传播适应，参阅Pike and Laland 2010。关于理解理论模型的初级文献，参阅Nakahashi, Wakano, and

    Henrich 2012 and Perreault, Moya, and Boyd 2012。这种建模工作表明，我们可以在许多依赖社会学习的物

    种中找到适应传播。

    [25] 跨国数据请参阅: on United States, Stack 1990; 关于德国的数据, Jonas 1992; 日本的数据, Stack

    1996。有关声望与自我相似性的效果以及模仿的方法等证据，参阅Stack 1987, 1990, 1992, 1996,Wasserman, Stack, and Reeves 1994, Kessler and Stipp 1984, and Kessler, Downey, and Stipp 1988。

    [26] 相关的概述, 参阅Rubinstein 1983。有关美国青少年传染病的证据，参阅Bearman 2004。

    [27] 参阅Chudek et al., n.d., Birch and Bloom 2002, Barrett et al. 2013, Scott et al. 2010, Hamlin, 即将出

    版，Tomasello, Strosberg, and Akhtar 1996, Harris and Corriveau 2011, Corriveau and Harris 2009a, Koenig and

    Harris 2005, Buttelmann, Carpenter, and Tomasello 2009, and Hamlin, Hallinan, and Woodward 2008。

    [28] 参阅Byrne and Whiten 1988 and Humphrey 1976。

    [29] Humphrey(1976)同时描述了马基雅维利智力假说(Byrne and Whiten 1992)以及文化智力假说

    (Herrmann et al. 2007, Whiten and van Schaik 2007)。

    [30] 参阅Schmelz, Call, and Tomasello 2011, 2013, Hare et al. 2000, and Hare and Tomasello 2004。

    [31] 参阅Heyes 2012a。当然，表明某些受经验影响的事物根本不会告诉你，它的发展是由自然选择

    来培育或塑造的。

    [32] 参阅Heyes 2012b。

    [33] 参阅Whiten and van Schaik 2007 and van Schaik and Burkart 2011。

    [34] 这篇文献的一个论点涉及在解释我们的能力和行为方面时反对“天生的”和“后天的”观点。我们将

    看到，许多行为都是100%天生或100%后天学习的。比如，人类已经进化为使用双腿走路，这是我们物种

    的标志行为之一。然而，也非常明确的是人类是需要学习走路的。从自然选择的观点来看，自然只关心

    它需要时出现的它“想要”的表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自然会使用学习、偏向性关注、变化动机、调整

    解剖、推测偏见和疼痛反应，以确保所需的发展过程按计划得以完成。因此，表明某些事情是后天学习

    的，只会告诉我们这个发展过程而不能告诉我们这个过程是受到自然选择作用的还是受到遗传影响的。

    比如，纵观历史长河，许多人只能凭空弄清楚如何进行性行为，在没有别人提供的信息下，很明显，他

    们只能自己学习。然而，想要表明性行为并没有受到自然选择的塑造，似乎是不大可能的，尽管学习在

    这个过程中非常重要。为了学习性行为进行交流，自然选择让一些事情变得在“感觉上正确”而其他事情

    不那么正确。因此，大多数夫妻最终可以弄清楚如何进行性行为，至少可以达到自然选择的目的。尽管

    学习走路与性行为非常重要，但是偏僻社会的人也不会只学到单足跳跃或爬行，以及根本不会生小孩。

    文化学习中人群之间存在差异的证据，参阅Mesoudi et al. 2014。第5章

    大脑有何用处？

    文化又如何偷走了我们的胆子通过选择性地关注某些类型的文化内容，如食物、性别和工具，以及基于声

    望、成功和健康的特定模仿对象，一个人可以有效地配备最好的文化知识。这些

    技能可以通过这个人的实践得到磨炼与加强。然而重要的是，个别的自适应行为

    会产生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比如我们看到MBA学生们在被允许相互模仿后，都

    逐渐找到了最优的投资分配方案。当一个人去学习群体里的其他成员时，整体文

    化信息可以通过代际相传得到积累与提高。

    为了更准确地弄清文化是如何演变的，请试着想象一小群栖息在森林中的灵

    长类动物。图5–1中的第1行表示第0代成员，其中圆圈代表个体。这一代中，有

    一个雌性独自弄清楚了如何使用棍子从白蚁丘中提取白蚁的方法(将这个特长标

    记为T)。祖先能做到这件事情似乎是讲得通的，因为现代的黑猩猩也做到了这

    一点。而到了第1代成员那里(第2行)，第0代的两个后代复制了其捕获白蚁的

    方法，因为他们注意到了第0代的成功且本身就对与“食物相关”的事情感兴趣。然

    而，在模仿捕获白蚁的技术时，第1代的一个成员错误地认为他的模仿对象用的

    是被削尖的棍子(事实上，这只是因为模仿对象在使用棍子时碰巧弄断了而

    已)。模仿者在做成棍子后，用他的牙齿弄尖了棍子以便效仿模仿对象的棍子

    (图5–1中，T表示被削尖的棍子)。此外，第1代中另一个成员意识到可以使用

    空心的芦苇饮用聚集在大树根处的水源(图5–1中“吸管”被标记为T2)。他用这

    一技术在热带草原上的森林里获得了可靠的水源。到了第2代，持有T2与T技术

    的人都被优先模仿，所以他们的做法得到了扩散。第2代中的一个成员甚至设法

    同时学会T2与T，所以她取得了特别的成功，然后被第3代的其他三个成员竞相

    模仿。有一天，第3代的一个成员不小心将他的棍子捅进了一个被废弃的白蚁丘

    里，而没有意识到里面已经没有白蚁。幸运的是，他碰巧刺到了在废弃白蚁丘里

    生活的啮齿类动物。一时间，“捕获白蚁的棍子”成为“捅洞枪”(标为T),让这

    个幸运的伙计获得了新的食物来源，促使他用他的枪捅遍了所有的白蚁丘。他的

    成功使第4代的几个成员也开始学习这一技巧。与此同时，第3代的另一个成员在

    随意打发时间时又碰巧注意到兔子会在下雨后钻进洞里。当看着兔子留下的踪迹

    并想象着这只兔子有多么美味时，她联想到了可以追寻这些足迹并找出更多兔子

    藏身的洞穴(“跟踪兔子”标为T3)。这个方法很有趣却没有立即奏效，因为她还

    不知道如何将兔子引出洞穴。虽然如此，在过了几年之后，已经成为母亲的她与

    女儿在看到一只兔子后，将跟踪兔子足迹的方法告诉了女儿。这个偶然的举动起

    到了关键作用，因为她的女儿早已学会了T(捅洞技术)。她便可以在找到兔

    子藏身的洞穴后使用棍子抓到兔子，这显然是一项非常有用的技术。在第5代成

    员中，虽然没有人发明或者幸运地发现一些事情，但是三个成员都学会了T、T2与T3。这一成套的文化适应因为能够使用T2(“吸管”)来获取水源，方便了他

    们在热带草原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去追踪兔子至其洞穴。很快，这些灵长类动物开

    始生活在靠近森林的地方，以便在热带草原上进行猎捕。我会将T、T2与T3的

    结合称为“热带草原捕猎组合”。

    这个虚构的示例旨在说明选择性文化学习如何在累积的演进过程中产生出文

    化组合，此组合比文化的拥有者更加智慧。以上虚构的这些灵长类动物是除人类之外最好的文化学习者。然而，即使我故意让他们表现得糟糕一些，我依然可以

    通过更多的数量或世代来达到同样的结果。像人类一样(至少我是如此)，这些

    灵长类动物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出现差错。有时他们的失误会引起创新，而有

    时，一次罕见的遭遇也会无意中激发一个人的洞察力。关键在于这些偶然的发现

    与幸运的失误被优先地接受、存留并且在最后与其他的特长结合在一起，创造出

    了在热带草原中生活的捕猎技巧组合。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第5代成员会

    比第0代成员更聪明吗？前者拥有更好的工具并且可以更有效地获取食物。之后

    我们将看到，各种不同的证据表明，如果“聪明”的定义是一个人解决新问题的能

    力的话，也许第5代确实比第0代聪明。当然，其中需要做出附加说明与注意事

    项。

    图5–1 跟别人学习的行为如何形成了累积的文化演进

    这个被想象出来的灵长类动物跨过了一个进化过程中重要的门槛，进入了通

    过积累而形成的文化演进的领域。这个门槛表明文化传播的信息通过几代人得到

    积累，使各种工具与专门技巧越来越适用于所处的生存环境，即“棘轮效应”。[1] ......